爱与恨的结晶——《发现》赏析

爱与恨的结晶——《发现》赏析

《发现》的写作时间，从内容上看，当在闻一多回国后不久。它表现的是诗人对当时在军阀混战下的残破祖国的失望和悲哀。

我们读过《太阳吟》，《孤雁》、《洗衣歌》等优秀诗篇，就可以知道：诗人在留学美国期间，是如何饱受殖民主义者的凌辱，深深体会到弱国人民的苦况，又是如何日益滋长、发展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那么，作为祖国忠实的儿子，当他怀抱着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殷切期望回来的耐候，为什么表现的不是一种狂喜而是呼天抢地的深切悲痛呢?对此，臧克家同志曾经作了很好的解释，“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诗人，在海外受的侮辱越重，对祖国的怀念和希望也就越深切。……但到希望变成事实的时候，他却坠入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他在美国所想象的美丽祖国的形象，破灭了I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一根伟大支柱，倾折了1他所看到的和他所希望看到的恰恰相反。他得到的不是温暖，而是一片黑暗、残破的凄凉。他痛苦，他悲伤，他忿慨，他高歌当哭……

“其实，在美国的时候，他何尝不知道自己亲爱伟大的祖国被军阀们弄得破碎不堪?他对于天灾人祸交加的祖国情况又何尝不清楚?然而彼时彼地的心情使得我们赤诚的诗人把他所热爱的祖国美化了，神圣化了。诗人从自己创造的形象里取得温暖与力量，当现实打破了他的梦想，失望悲痛的情感就化成了感人的诗篇一一《发现》。”(《闻一多的发现和一句话》，见《浯文学习》1957年4月号)

下面，我们想着重谈谈这首诗的构思和风格。这是一首短诗，总共才十二行。但是，诗人集中而凝炼地表现了他阔别重返祖国后突然变化的精神状态，并赋予它活生生的形象。这就使读者在感触到作者那仿佛快要爆炸的热情时，不免深深思索：诗人到底“发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发现”?……这里，就让我们来读读这篇作品吧。

何其芳同志在《诗歌欣赏》中曾经提到， “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是不平常的，有吸引力的”。这的确是诗人的甘苦之谈。按照一般的写法，这首诗可能是这样写的：一开头，写自己在离开祖国的日子里心情如何如何，接着，刚踏上祖国故土，感受又是如何如何，结尾，自己对祖国的希望又是如何如何。——这样写，离不开常见的对比法，未免平庸无奇，落入俗套。闻一多没有这样写，他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呼天抢地地喊出了悲痛的声音——

我来了，我喊一声，进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I”这呼喊，初听似有“高山坠石，不知其来”的突兀之感。对于刚刚接触闻诗的读者，恐怕要问：这难道就是诗人的“发现”?诗人为什么还要“进着血泪”痛哭?但是，诗人并没有从正面用事实来回答这些问题。在第三行至第八行中，他只用了两个“我来了”的排比句和几个比喻，就逼真地写出了自己当初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祖国的心情，和他感到是“一场空喜”之后的深切悲哀。

“噩梦”本来就已经是惊人地可怕，而挂在“悬崖”上的噩梦，则更使人感到绝望和恐怖。诗人只用了这么精炼的语言，就概括了当时黑暗的现实。联系闻一多当时的经历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我们就会感到，这一切都是极为真实的。相反，象闻一多这样富于理想、情感的人，如果不产生这种感受，倒是难以理解的。正因为诗人对祖国爱之深，才会对现实恨之切。象这样一些诗句，我们是应该慢慢咀嚼，才能体会它丰富的含义的。

但是，如果诗人的“发现”就是指祖国沉沦，风景殊异，这首诗的构思也算不得什么新颖。因为这种感受，早在闻一多之前，就为许多爱国志士所抒发过了。这首诗更为精彩的地方，应该是它结尾的最后四句——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既然“这不是我的中华”，那么， “我的中华”亦即诗人理想的祖国在哪里呢?诗中的“我”就如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陆游一样，驰骋着浪漫奇幻的想象，执着地寻求着，寻求着。然而，由于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由于当时的现实是如此浓黑，因此“总问不出消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诗人哭呵哭呵，把心都呕出来了。他终于“发现”： “我的中华”就在“我的心里”1 “呕心”的典故，原出于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 “(李贺)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 ‘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但李贺追求的是艺术上的刻意求工，诗人闻一多寻求的是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幸福。 “在我心里”这个结尾，出人意外，而又入情入理，可谓辞警意丰；它既说明了诗人爱国思想的深厚，又解答了开头给读者造成的疑问。全诗前后呼应，一气呵成，逐层递进，立意不凡，见出了诗人构思上的功力。

关于这首诗的风格，我们想借用近人梁任公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一段话来说明它： “……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进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进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的过度的刺激，大叫一声或大哭一场或大跳一阵，

在这种时候，含蓄蕴借，是一点用不着”。 “凡这一类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进裂到字句上。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至少也是当他作出这几句话那一秒钟时候，语句和生命是进合为一。这种生命，是要亲历其境的人自己创造。”总的来说， 《发现》在风格上无疑是属于直率一类。虽然诗中也有叙事的成分，但主要是直接抒情，以强烈的感情打动读者。但直率并不等于空泛地发议论，并不是不要形象，不讲语言的精炼。《发现》既是直率的，又是耐人寻味的。这在前面已经谈到，不再重复了。

闻一多：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家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8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在学术上，他广泛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等专著。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