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学习札记

一、党对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领导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以介绍刘和珍的事迹为线索，概述了女师大学生运动的四个阶段：开除学生，武装接收，赁屋授课，恢复旧观。根据目前新发现的材料，得知党对这一运动的全过程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了领导。

一九二四年底，遵照党中央指示，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对北方广大地区的革命斗争加强了领导，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腹地区燃起了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仅据北京一地统计，从一九二五年至“三·一八”以前，每月大小的群众集会总在四次以上，每次参加的人数多达数十万人，少的也在千人以上。游行、请愿、示威、罢课……一次接一次，一浪高一浪。

一九二五年初，当女师大风潮方兴未艾之时，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同志就及时给予了指导。她在这年二月九日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对于根本改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意见并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全体同学》。向警予同志在文章中说，她在上海的报纸上读到了女师大驱杨运动的三则新闻，对这一运动深表同情。但她认为，女师大学生当时尚未看到学校的根本坏处，也未从根本上提出改革学校的意见。她指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中国的女子最高学府，也是中国女子高等学校的师资养成所，在中国社会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但这所学校的教育目的却不是为国家造就能够改造社会，演进文化的人才，而是保留了数千年来妾妇之道的奴隶教育，只能为官僚、军阀、议员、博士……培养高等玲珑的玩物。这种教育是侮辱女子人格的教育，奴隶的教育。要从根本上改革女师大，就应该使女师大校长的人选最低限度应有二十世纪社会改革的思想，能够一面反对东方国粹妾妇之道的教育，一面反对西方拜金主义的教育。但单靠校长还不够，尤其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自觉。有了学生的自觉，坏校长坏教员就会立不住脚跟，所以这是改革女师大的第一要药。而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就是以学生自觉的压力改造学校的第一步。向警予同志最后要求女师大学生组织起来，重新整顿学生自治会，勿追悔过去，勿幻想将来，而应执着于现在努力奋斗。

在女师大学生运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摧残镇压时，党一方面利用一些合法团体出面予以声援，如党领导下的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北京学联会、上海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各界妇女会、广东国民党妇女部等团体组织，就纷纷发表宣言或拍来电报，誓做女师大进步师生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党又多次派人来女师大了解情况，培养骨干，并亲临斗争第一线，比如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打入女师大时，北京地委就派出了夏之栩同志去现场。（参见《教育部以武力接收女师大》

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３日《晨报》。）

女师大学生运动爆发前，女师大的地下党员只有缪伯英、李桂生、李友兰数人。一九二六年初，经过女师大学生运动的考验，发展了刘亚雄、蒲振声、郑德音、雷瑜、萧萱、李慧、彭援华、彭琏清八名新党员。接着，又发展了彭箴、李芬、彭三让等为党员，并正式成立了党小组。

二、刘和珍毅然预定的《莽原》

刘和珍毅然预定的《莽原》，一般参考书是这样注释的：“《莽原》，鲁迅编辑的周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这是不确的。

《莽原》周刊，莽原社的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该周刊仅仅出版了七个月，刘和珍怎么可能预定全年的《莽原》呢？事实上，刘和珍预定的不是《莽原》周刊，而是《莽原》半月刊。这是鲁迅领导的未名社的刊物，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创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至第二卷二十二期终刊，共出一年零十个月。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重要文章就是发表在该刊上。未名社的成员虽曾以个人名义给《莽原》周刊投过稿，但两社之间并无前后承续关系。未名社成员李霁野在《“三·一八”惨案前后》一文中，明确记载了刘和珍预定《莽原》半月刊和亲到未名社购买鲁迅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的情况，可以作为佐证。（李霁野：《纪念鲁迅先生》）

三、关于鲁迅编辑的期刊

鲁迅在文中写道：“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对这句话，目前是这样解释的：“鲁迅所编的刊物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其御用文人，所以经常遭到反动统治者的阻挠和抄检，以致‘有始无终’和‘销行’‘寥落’。这里揭露了反动统治者对进步文化的摧残。”这种推理，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是与事实不符。

“……往往……一向……”，不是指一时的情况，而是指一贯的情况。但是，在《莽原》半月刊创刊前，鲁迅主编期刊只有《莽原》周刊一种，谈不上“一向”云云。该刊原附于《京报》发行，后因《京报》停止副刊以外的篇幅而终刊，跟反动派的阻挠和抄检也无关。此外鲁迅留日时期，曾拟与友人创办文艺杂志《新生》，但未发刊即夭折。鲁迅北京时期，虽然参加过《新青年》的编辑会议，对《语丝》的选稿和编排等具体问题发表过意见，但他并不是这两个刊物的主编，而且这两个刊物历史较长，销路较好。至于《民众文艺周刊》，更不是鲁迅编辑的。鲁迅仅协助校阅过一部分稿件，至该刊第十七号即不再负校阅责任。所以我认为鲁迅这句话绝非写实，而只是采用衬托手法，突出刘和珍追求真理的热忱，似不必作其它方面的引申。

四、广有羽翼的杨荫榆

杨荫榆，江苏无锡人，其父杨老圃为律师。她从上海务本学校毕业后，曾赴日留学，就学于东京女高师。归国后任北京女高师数理化学教授，兼附属女中学监主任，共三年。一九一八年由学校推荐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留美期间，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教育会会长，与杜威、孟禄等接触频繁。五年后，获文学硕士学位归国。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日，因上有北洋军阀政府撑腰，下有一批“女权论”者捧场，她被教育部委任为女高师校长。同年八月一日，因女高师改办女师大，复任女师大校长。同年十一月，因推行封建奴化教育而遭进步师生反对，致引起学潮。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颁布了杨荫榆的免职令。此后杨荫榆南下，曾任苏州东吴大学日文教授兼教育学教授，后又自己开办女校。抗日战争时期，无锡沦陷，杨荫榆在街头被日本兵打死，弃尸荒郊。至于日兵行凶的原因，目前说法尚有分歧。

五、刘百昭及男女武将

在现存的北洋军阀政府档案里，有一份司法警察巡官马龙骥致京师地方检查厅检查官的呈文，兹摘录于下：

“……窃于本月（八月）二十二日奉令……带同巡长玉明、巡警峻康、白玉田、马常惠、高士明等，检查吏傅长龄、赵福安，稳婆徐氏、孙氏等迅往该校，先与内右二区巡官傅家臻等接洽，后至二时余，有教育部刘司长带同部员及茶役等并有女仆数十人同来，先将接收布告挂于壁上。因该校前门锁闭，由旁门进校内。当经刘司长令将留校之女生次第扶出，每四个女仆搀扶女生一口。除有十余口女生互相携手啼哭不肯出校外，当时并未见有殴打情形。”

马龙骥的呈文，无疑是企图为他们一伙开脱罪责。文中很多词语，必须从反面理解，如“搀扶”实际上是“绑架”，“未见有殴打情形”实际上是连拖带打。但这篇呈文却不得不透露了这场惨变的若干细节：为了扑灭女师大学生运动的烈火，刘百昭竟拼凑了一支由巡官、巡警、检查吏、稳婆、部员、茶役、三河老妈子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消防队”。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学生，就动用四个腰圆脚大的流氓女丐。面对这种反革命高压政策，刘和珍等革命学生正气凛然，这就更表现了她们“不为势力所屈”的顽强意志。

六、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

鲁迅在文中，表彰了三个沉勇坚毅，为挽救祖国危亡而殒身不恤的女子，其中刘和珍、杨德群的简历已为人所知悉，而“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的情况一般人却不了解。

张静淑，湖南长沙人，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生。六岁丧父，孀母跟她寄居于长沙南门外白马庙尼姑庵，以刺绣为业，艰苦度日。一九二二年，张静淑由亲友资助毕业于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前身为长沙古稻田女子师范学校）。因家庭生活急待维持，张静淑毕业后即任教于长沙幼幼小学及纯德职业学校。同年应堂兄之邀赴北京，任教于北京平民半日学校。为求深造，一九二三年秋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后转入教育系，并选修鲁迅讲授的小说史课程。在女师大学生运动中，张静淑受学生自治会委托，负责跟各大学、报馆联络，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为营救刘和珍，身中四弹，其中一颗是手枪弹，幸得北大一男生救助，始脱离虎口，成为“三个女子”中唯一的幸存者。伤愈后，张静淑休学两年，于一九二六年冬赴南洋群岛，任教于吉隆坡坤城女子中学。因与当地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带领华侨学生跟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被视为“共产分子”而遭敌视。一九二八年张静淑归国复学，著有《教育问题论》一书。毕业后在北京女师大附属中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回湖南，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工作，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六日病逝。

七、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就感到有撰文纪念刘和珍君的必要。但因极度悲愤，不能自己，迟迟未能下笔。为什么选择四月一日撰写此文呢？鲁迅在文中解释道：“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就是说，鲁迅选择这一时刻撰写这篇文情并茂的悼文，目的之一是教育那些健忘的“庸人”。

不过，我觉得触发鲁迅在四月一日这天动笔，而不是这天之前或这天之后，必然还有其它外界因素。

据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出版的《女师大周刊》第一百二十五期报道，四月一日上午十时，女师大全体教职员学生齐集礼堂，举行了三·一八惨案后的开学典礼。会上，许寿裳先生慷慨陈词。他说：“一闭眼睛，刘杨二烈士以及其它烈士的尸体便历历在目前。这种情形，今天到的诸位想必都有同感。我年纪大一些，但许多时候，也觉得跟二十多年前一样，意气并没有消减。我希望诸位不要听什么‘中庸之道’的说教。我觉得天下根本没有‘中庸’这一回事。”接着，女师大的党员学生郑德音代表学生自治会致词，她提出两点希望：一，“希望诸位先生领导我们向光明的路上去。我以为光明的路就是革命的路……”；二，“两位先烈已经死了，我希望同学们能踏着两位先烈的血迹前进。”

鲁迅是否亲自参加了这次开学典礼，目前已很难确定。鉴于这是一次女师大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集会，鲁迅当时又是女师大评议会委员，所以他参加这次会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鲁迅当天日记记载：“晴。下午季茀来。”季茀，即许寿裳。所以即使鲁迅未能亲自莅会，许寿裳也会向他介绍大会的情况和精神的。许寿裳先生的感情，无疑会更激起鲁迅愤怒、哀痛和奋起反抗的情感波涛。由此可以推断。这次开学典礼是触发鲁迅写作《记念刘和珍君》的契机。他的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路──革命的路，就是激励人们踏着先烈的血迹奋然而前行。这是女师大进步师生的期望，广大革命人民的期望，也是党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