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目标
1.从分析情节入手,把握、鉴赏女主人公莺莺的艺术形象,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
2.体味剧作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鉴赏剧作富于文采的语言。体会修辞方法和古代诗词的语句的表达效果。
3.认识王实甫《西厢记》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爱情观。
鉴赏富于文采的戏曲语言,不要搞成修辞方法的辨析或语句出处的考查,而要结合课文
4.进一步了解元杂剧的特点与成就。 了解本课曲词富于抒情性和音韵美的特点
课时安排
2课时
第一课时
一、导入新课
前面我们讲关汉卿的《窦娥冤》时说过,《西厢记》是文采派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学习其中的精彩片断:《长亭送别》。
二、简介作家作品
西厢记》的作者问题长期存在争议。本来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有1330年序,和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有1398年序二书都标明《西厢记》是王实甫作的。可是到了明代弘治时期可能更早,却流行关汉卿作《西厢记》,或关作王续的说法。此说初见于弘治十二年进士都穆写的《南濠诗话》。他说:“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参阅《点鬼簿》即《录鬼簿》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他是不相信关作之说的,但他说“俗传”,那么关作之说定在弘治之前了。差不多与此同时的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岳家书坊重刊印的《西厢记》即“弘治本”,附录有嘲讽王实甫和关汉卿的民歌,嘲王的一曲说:“王家好忙,沽名钓誉,续短添长。”明末的凌初说:“又似乎王续关者。”凌刻本《西厢记•凡例》这些说明,弘治前可能早有关作王续之说了。到了明嘉靖年间,《西厢记》还有《关氏春秋》之称见嘉靖三十六年张羽《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序》。可是到了明万历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清代的毛奇龄说:“明隆万以前刻《西厢》者,皆称《西厢》为关汉卿作。”《吴吴山三妇评笺注释圣叹第六才子书》现在说法变了,多主张王作或王作关续。此说初见于明万历八年徐士范刊本《西厢记》序见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又明王世贞在《卮言》里说:“《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关汉卿所补也。”他认为汉卿所补,“俊语亦不减前”。
元末明初,《西厢记》已被誉为“天下夺魁”,而且被尊为“春秋”,称“关氏春秋”或“崔氏春秋”为什么叫“春秋”说法纷纭,其实意思很明白,无非是想把戏曲“小道”和正统经书并列。孔子作的《春秋》汉代就被列为“五经”之一。现在《西厢》居然也称“春秋”,不但是抬高身价,也含有反封建正统之意。明清戏曲家对《西厢》推崇备至:明代李贽赞它是“化工”《焚书》。王世贞说:“北曲固当以《西厢》压卷。”《曲藻》王骥德说:“实甫《西厢》,千古绝技。”《曲律》张琦说:“今丽曲之最胜者,以王实甫《西厢记》压卷。”《衡曲麈谈》清代李渔说王实甫“才人如天”《闲情偶寄》。至金圣叹那就更加赞到极端,说作者是“天地现身”《金批第六才子书》。还有许多剧作在不同程度上受《西厢记》的影响,元剧如郑德辉的《梅香》、《倩女离魂》,李好古的《张羽煮海》,白仁甫的《东墙记》,明人刘兑的《娇红记》杂剧,孟称舜的《娇红记》传奇等。明初周宪王有《金环记》,据《剧品》的作者祁彪佳说:“刻意拟西厢”,“便不及西厢远矣”。足见其对戏剧创作影响之深。
三、《西厢记》题材演变。
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张生为什么抛弃莺莺呢据他自己说:莺莺是罕见的美女——“尤物”。这种“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余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所以“忍情”弃舍。可见张生是个始乱终弃的无义之徒。作者却在为他的丑恶行为找寻理由辩解。还说,许多人都赞张生是个“善补过者”。这是颠倒是非。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宋杂剧有《莺莺六幺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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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14长亭送别教学教案发布于202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