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送别

课文鉴赏说明

一、主题、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

这一折写张生赴京赶考，莺莺送别的情景，刻画了莺莺离别时的痛苦心情和怨恨情绪，表现了张生和莺莺之间的真挚爱情，突出了莺莺的叛逆性格，强化了全剧歌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全折可以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科白和【端正好】等三曲），是赴长亭路上的场面，写莺莺为离别而愁苦怨恨的心境。【端正好】一曲，情景交融，写深秋景象勾起她的离情别绪。【滚绣球】一曲，主要以途中的景物为线索来抒发离别的怨恨。【叨叨令】以丰富的情态描写，补述莺莺动身前已经产生和未来将要产生的愁绪。

第二部分（“做到见夫人科”至“专听春雷第一声”），是长亭饯别的场面，主要刻画莺莺、张生二人缠绵依恋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态、心理，突出莺莺珍重爱情而轻视功名利禄的思想感情。“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表明了莺莺对赴试的态度，显示了她的反抗精神。

第三部分（【四边静】至“小生又生此念”），是临别叮嘱的场面，主要表现莺莺对张生的关心和担心：既希望他“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又担心他考中后“停妻再娶妻”。这种心态不仅表现了莺莺对功名利禄的轻视，而且表明了她对二人前途的深深的忧虑。

第四部分（【二煞】至结尾），是分手后的场面，描写莺莺目送张生依依难舍的情景和离别后的痛苦。

这一折突出地刻画了莺莺的叛逆性格。在她心目中，金榜题名，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不是爱情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临别时不忘叮嘱张生“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与老夫人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她也有深深的忧虑，明确地告诉张生“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停妻再娶妻”，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是有现实基础的。莺莺的态度突出地表现了她的叛逆性格和对爱情的执著。莺莺的离愁别恨，是她对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悲哀和抗争，而不只限于“儿女情长”。她的离愁别恨中闪耀着重爱情轻功名、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光辉。

二、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这一折以景物描写设置戏剧环境，渲染气氛，与主人公的离愁别恨天然浑成，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端正好】一曲，点染了一幅空间广阔、色彩斑斓的图画：蓝天白云，黄花满地，西风凄紧，北雁南飞，霜林染红。前四句，一句一景，以具有深秋时节特征的景物，衬托出莺莺为离别所烦恼的痛苦压抑心情。后两句是莺莺自问自答，在为离别的痛苦而流了一夜眼泪的莺莺心目中，经霜的树林是被她的离情感动而变红的。一个“染”字，沟通了景与情的联系，使得大自然的景物融入凝重的离愁，蒙上一层沉郁忧伤的感情色彩，萧瑟的秋景与悲凄的心境化而为一，无法分开，创造了委婉深沉、令人感伤的悲凉意境。

【一煞】一曲，以青山疏林，淡烟暮霭，夕阳古道，禾黍秋风，构成一幅深秋郊外黄昏的画面。和【端正好】中的清晨景象相比，氛围更加萧瑟凄冷。“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是写莺莺怅然痴立，极目远送，流露出欲见不能的惆怅和不忍离去的眷恋。“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是写耳闻，进一层表现她的惆怅和眷恋。“无人语”不仅是写在寂寞的夕阳古道上听不到一点人说话的声音，而且是写莺莺感叹张生离去，欲语无人。夕阳古道，原来还有窃窃私语，现在却归于一片寂静。这情景本来就够冷清凄凉了，偏偏这时候传来马的嘶鸣，它打破了夕阳古道上的沉寂，也撕裂了莺莺本来就破碎的心。马鸣之处，正是张生所在之地!听到马的叫声而见不到骑马远去的亲人，莺莺的心情可想而知。“无声”和“有声”两相映衬，更加烘托出当时环境的凄凉和莺莺痛不欲生的悲哀。这支曲子以景衬情，化情入景，情景交融，生动展现了莺莺“离愁渐远渐无穷”的心境。

【一煞】与【端正好】两相辉映，并与【滚绣球】曲中“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互相照应；【收尾】以“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再次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境；此外，本折中还有其他几处的景物点染。这就自始至终、相当完美地描写了送别的场景和环境，使全折具有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三、富于文采的戏曲语言

王实甫的戏曲语言以富于文采为特色，曲词之美，与剧作的故事之美、人物之美、意境之美和谐统一。这在《长亭送别》一折中尤为突出。

1．运用多种多样的修辞方法生动形象地表现人物的心理。

全折运用了比喻、夸张、用典、对比、对偶、排比、反复、叠音、设问等多种修辞方法。特别是巧用夸张，并与比喻、用典、对比等结合，因情随物而设。例如，“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夸张地表现感情折磨下的身心交瘁；“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五岳低”都是夸张兼比喻，写离别之情，达到愁极恨绝、无以复加的地步；“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用了“红泪”和“青衫泪”两个典故，是夸张兼用典，形容伤心之至；“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是夸张、比喻和对比，以厌酒表现愁苦至极。作品中的夸张描写，大都将人物感情寄附于客观事物，借助鲜明生动的形象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叨叨令】一曲，将“车、马，花、靥，被、枕，衫、袖，书、信”这些常用词带上“儿”字，加上一些叠音形容词，如熬熬煎煎、娇娇滴滴、昏昏沉沉之类，用排比句巧妙组合衔接，并间以反复的感叹，造成音韵的回环往复，产生一唱三叹、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把莺莺柔肠百结的离别苦痛写得哀哀切切，见情见态。莺莺那种如泣如诉、呜呜咽咽的声气口吻，宛然在侧。

2．融古代诗词与民间口语为一体。

作者善于把典雅凝练的古代诗词与通俗流畅的民间口语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清丽华美、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

作品融入了不少古代诗词的语句，其特有的语义、情味和表达效果与剧中语境相契合，增添了语言的文采和表现力。例如，【端正好】中的“碧云天，黄花地”，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中“碧云天，黄叶地”语句，并取其秋景凄凉的意境，以烘托送别的凄冷氛围；【朝天子】中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引用苏轼《满庭芳》词原句，形象地表现莺莺珍重爱情、轻视功名利禄的思想感情；【耍孩儿】中“未饮心先醉”，化用柳永《诉衷情近》词中“未饮心如醉”之句，一字之易，更加夸张，语意更加沉重，表现了莺莺饯别时的极端愁苦。

作品不仅大量运用民间口语，吸收了不少的方言词和俗语、成语，而且善于将民间口语加工为富于文采的文学语言。例如【滚绣球】一曲的语汇、语句都具有民间口语的风格，可以说是口语的韵律化，通俗自然、生动活泼而又富于文采。

解题指导

一、熟悉课文，了解本折的剧情，以及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

课文中有四处表现了莺莺珍重爱情、轻视功名利禄的思想感情。

【幺篇】：“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朝天子】：“‘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

科白：“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其余见“课文鉴赏说明”。

二、体会课文中情景交融的境界，了解景物描写的作用。

见“课文鉴赏说明”。

三、体会课文修辞方法多种多样、融古代诗词与民间口语为一体的语言特色。学生只要了解其中的比喻、夸张、对偶、反复的修辞方法即可，其他的修辞方法可不涉及。

1．化用范仲淹《苏幕遮》词：“碧云天，黄叶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可看作三句对或排比，但不是严格的对偶或排比。

2．“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做重重叠叠的泪”是排比。这四个分句也可以和“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惶惶的寄”，合看作排比。“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是反复。

3．“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是比喻、夸张、对偶；“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是进一层的比喻、夸张。

4．“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是比喻、夸张、对偶；“拆鸳鸯在两下里”也是比喻。“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借用苏轼《满庭芳》词原句。

四、（略）。

教学建议

【朝天子】【二煞】两曲集中表现了全折的戏剧冲突和主人公的叛逆精神，可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这两支曲子作简要分析，提纲挈领地了解剧情，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

要重视诵读。开头三曲、结尾两曲应要求背熟，还可要求选背其他一些曲子。不但要背一些单支曲子，还要注意整体诵读。在诵读时，让学生注意把握全折哀怨的抒情基调，读出感情起伏的变化。

要重视曲词鉴赏。曲词鉴赏不必太多，可根据鉴赏重点进行选择。例如，【叨叨令】一曲运用排比和反复的修辞方法，【耍孩儿】一曲有多处借用古代诗词的语句，可着重从语言特色的角度来鉴赏；【朝天子】【二煞】两曲，可着重从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方面鉴赏；【端正好】【一煞】两曲，则可着重鉴赏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引导学生深入体会。鉴赏曲词时，注意在学生不易觉察的关键之处进行点拨。

鉴赏富于文采的戏曲语言，不要搞成修辞方法的辨析或语句出处的考查，而要结合课文的语境，揣摩语义、情味，体会修辞方法和古代诗词的语句的表达效果。

如有条件，可让学生阅读《西厢记》剧本，或欣赏戏曲《西厢记》的音像资料。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王实甫（约1260—1336），名德信，字实甫，大都（现在北京市）人，元代著名杂剧作家。他的创作活动时期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据贾仲明《凌波仙》吊词介绍，王实甫在当时即享有盛名，常与演员、歌伎往来。所作杂剧十四种，仅存《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四丞相高会丽春堂》《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三种及《韩彩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各一折。剧作大都以青年女性反抗封建礼教为题材，塑造了崔莺莺、红娘、刘月娥等不同妇女的典型形象。他的作品戏剧性强，曲词优美，对元杂剧和后来戏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二、《西厢记》的思想内容

《西厢记》和《西厢记诸宫调》相比，在思想上更趋深刻。它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

首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

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三、《长亭送别》的戏剧冲突

《长亭送别》的戏剧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对科举功名的态度上。老夫人执意在“拷红”后第二日即打发张生上京赴考，“驳落呵休来见我”，表现出一种毫无回旋余地的顽固立场。张生原来就是一个打算上朝取应的举子，由于邂逅莺莺才滞留蒲东，现在爱情已获得，上京应考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可以说，在求取功名这一点上，他和老夫人是一致的。只有莺莺是反对张生上京赴考的，但她无力留住张生，内心十分痛苦。这一场三个主人公对科举功名的不同态度，表现了礼教和爱情的对立以及礼教对妇女的压迫。

“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是莺莺对张生赴考所持的态度。历经多少辛酸痛苦才获取的爱情，刚刚得到承认，马上又要分开。“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莺莺的内心愈是痛苦，愈是说明封建家长的冷酷无情。莺莺虽然无力反抗老夫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的宗旨，但她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她认为“莲开并蒂”比“状元及第”好得多。这些描写，使《西厢记》摆脱了表现才子佳人离愁别绪的老套，升华到否定世俗传统偏见的高度，使艺术形象迸发出闪光的民主思想的火花。“‘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不要忘记这些话是当着老夫人的面说的，它显示了莺莺倔强的反抗性格。《长亭送别》历来为人们所激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思想上有新意，它不仅表现了爱情和封建家长的矛盾，而且对读书追求功名利禄那一套世俗观念做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在老夫人和长老相继离去后，莺莺面对即将赴考的张生，百感交集，肝肠痛断。她首先叮嘱张生的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又一次表现了她在功名利禄问题上与老夫人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即将远去的爱人，莺莺千叮咛，万嘱咐，“顺时自保揣身体”，“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这些体贴入微的话，写出莺莺对张生的缠绵深情，表现了她温柔娴慧的性格。

“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长亭送别》的末尾，莺莺终于把藏在心底的话说出。这话来得如此突兀，分量惊人的重。“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莺莺明白，她和张生的爱情正达到一个危险地带，张生得中与否都是对他们的爱情的巨大考验。张生得中的话，他将成为高门大族的择婿对象；如果落第，老夫人又不承认这个白衣女婿。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莺莺。在这里，我们窥见了封建时代妇女身上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以及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妇女悲惨屈辱的地位。如果剧中的张生不是一位忠厚志诚的君子的话，莺莺的弃妇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吴国钦《〈西厢记〉艺术谈》，以下称“吴文”，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四、《西厢记》的艺术风格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朱权《太和正音谱》）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关、王二人艺术的不同之点的话，这就是：关汉卿戏剧属阳刚之美，而王实甫戏剧属阴柔之美。借用清代姚鼐的话来说，前者“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铁”；后者则“如初升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寥廓。”（《复鲁挈非书》）

《西厢记》的崔张故事乃千古佳传，人物也很美，无论是张生钟情之美，莺莺深情之美，红娘热情之美，皆清丽夭矫，沁人心脾，为“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奠下很好的基础。

艺术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驾驭语言的独特性。剧本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也是语言的艺术。运用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王实甫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吸收了当时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融化百家，创造了文采斑斓的元曲语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文采派最杰出的代表。《西厢记》“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是和全剧到处都有美不胜收的绮词丽语分不开的。……

艺术风格还表现在意境的创造方面。王实甫是酿造气氛、描摹环境的圣手。全剧处处有诗的意境，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气氛。……在个别悲剧性的场子里，也依然笼罩着诗的气氛。如《送别》一折，并不着重去渲染主人公摧肝裂胆的痛苦，而是借助古典诗词描写愁恨时特有的一些表现手法，以景写人，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这里没有呼天抢地，没有抱头痛哭，有的是“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那种诗意的迷惘和浓浓的哀愁，依然是一片诗情画意的动人色调，与全剧优美的风格和谐统一。

《西厢记》是一部迷人的诗剧，全剧从头到尾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它有明快的抒情喜剧的节奏，有“词句警人，满口余香”的艺术语言，有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所有这一切，汇合成一种独特的风貌和格调，形成了非常优美的“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

（吴文）

另外一些人的评论，如明初戏剧评论家何元朗“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四有斋丛说》），“若《西厢》，才华富瞻”，“为情词之宗”，为“丽曲之最胜者”等等，谈的主要也是文采。过去论曲，以文采、本色划分派别，用以说明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王实甫被认为是文采派的代表作家。其实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大多是不拘一格的。就以“花间美人”为喻，这个美人是珠光宝气、浓妆艳抹的呢？还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呢？意见便不尽一致。一种意见是前者，说“《西厢》全带脂粉”，“王词浓而芜”（何良俊《曲论》），就是说打扮过分，着意修饰而丧失本色；另一种意见恰相反，认为华丽浓艳并不是《西厢》的神髓所在，若“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为南北之冠”（徐复祚《曲论》），比它如清水芙蓉，可说是天下第一美人。明代文论家李贽称《西厢》为化工而非画工，其中也有称赞它不待修饰自然美好的意思。以上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认为《西厢》的语言风格是华丽浓艳，一则认为本色自然。这不过是评论者各取所好，偏执一词的说法。真正的美人是集本色、文采于一身，若说王实甫比较注重于文采，那是对的；但因此认为他不擅长本色，就不一定对。因为《西厢记》中确有许多本色、当行的语言对塑造人物起到很好的作用。李渔就曾指出：“填词中方言之多，莫过于《西厢》一种。”方言即指一地的日常生活用语，对于元剧来说，最称本色。

（王万庄《王实甫及其〈西厢记〉》，以下称“王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五、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西厢记》语言艺术上的一个突出成绩就是无论写景、抒情、达意，都能给人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和意境。就拿抒情来说，当一种感情需要表露时，怎样才能把这种抽象的感情写得生动感人，首先只能借助于形象化的语言。尤其是诗词曲，抒情的成分重，既需要语言的高度浓缩精练，又要求有感染力，取得读者的共鸣，语言不形象，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语言的形象性大多来自对外界景物的比喻和联想，因此写景与抒情在古诗词中往往是一码事，写景是为了抒情，抒情必须借助于景物描写才能给人以具体感受。《西厢记》在这方面是很擅长的。

（王文）

《西厢记》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原因之一是：它的作者不仅善于从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中描写人物，而且善于从特征性的生活氛围中描写人物。这样，他就引我们进入具体的生活中，使我们不仅看到一些人物，而且看到那些人物在什么环境中存在与活动，看到人物周围有什么样的景物以及那些人物对那些景物有着什么样的感受。

（霍松林《西厢述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一折开头一曲《正宫·端正好》，即以疏淡几笔，描绘了一幅动人的长亭送别图：碧云密布，黄花遍地，西风凄紧，北雁南归……作者如椽之笔，由头顶之天至脚下之地，从耳边之风到眼中之归雁，大块设色，融情于景，只捕捉几样形象，稍加点染，就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历来十分脍炙人口。清代梁廷楠《曲话》卷五云：“世传实甫作《西厢记》，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构思甚苦，思竭扑地，遂死。”曲坛上这一逸闻，正好说明作者呕心沥血之苦，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真是无风雨无以丽其姿，无严霜无以煊其色!可以说是剧曲中一首“秋思之祖”。

（吴文）

《送别》一折，历来被誉为写离愁别恨的绝唱。把它作为描写艺术的典范篇章，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情、景描写真正达到“交融”的高度。写景成为抒情的重要手段，这一折最为突出。这里试举他（金圣叹）对《送别》中“马儿的行，车儿快快的随”（金本改为：“马儿慢慢行，车儿快快随”）两句的分析为例，他赞这两句是真正妙文，是从莺莺惜别的心理描绘的：

若又马儿快快行，车儿慢慢随，则中间乃自隔绝，不得多作相守也。即马儿慢慢行，车儿慢慢随，或马儿快快行，车儿快快随，亦不成其为相守也。必也，马儿则慢慢行，车儿则快快随，车儿既快快随，马儿仍慢慢行，于是车在马右，马在车左，男左女右，比肩并坐，疏林挂日，更不复夜，千秋万岁，永在长亭。此真小儿女又稚小，又苦恼，又聪明，又憨痴。一片的微细心地，不知作者如何写出来也。

这段话倒可说是把“情景交融”的境界剖析入微。马儿慢慢行，车儿快快随是景，而实际抒发的却是莺莺那种不忍遽别，虽一时半刻的厮守也不肯放弃的惜别深情。是先有这样的情，才有那样的景，如“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在离人眼里，霜林之所以醉，是由惜别的血泪染红的一样，使人很难说清何者是景，何者是情，二者交融为一了。余如【一煞】【收尾】中“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莺莺怅然痴立，目送张生转山坡，出疏林，于烟霭残照之中扬鞭远去的形象，真像放电影似的层次分明，资人想像，很生动地传达出莺莺送别张生那种凄怆悲苦的眷恋之情。古人说一切景语都是情语，就因为感情本身没有形象，必须借助外部景物，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才能成为具体可感的东西。细看《送别》一折，从头到尾不过写莺莺送别一件事，莺莺惜别一种情，但是读来不腻味厌烦，反而为那种浓郁的画意诗情所感染，这难道不是由于语言构成的形象、意境在起作用吗!

（王文）

戏总要写情，它是以情感人的，没有无情之戏。但写情而能“沁人心脾”者甚少，往往动情之语，并不动情。原因之一，常由于作者刻意写情，却忘了环境，情与境离，这就失去了生活的具体性和真实感，未免流于浮泛。

人的喜怒哀乐，无不是在特定环境中展现的。触境生情，因情见境，客观生活存在着情境交辉的辩证关系。戏剧怎能离境写情呢？“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写的是离情难舍，寸阴可贵，希望树梢“挂住”残阳不落，分明是写情，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斜阳挂树、暮色苍然的景色。这是情中见景。反之，“九曲风涛何处显”一曲，全是写景，但从“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的黄河雄伟景象中，却显露出张生的奔放热情和品格度量。这又是景中见情。金圣叹批道，“借黄河之快比张生之品量”，景不但能传情，还能象征人的品量，可谓知音。总之，情因景生，境由情现，千万不要割裂。戏曲中好多写景、写情的浮词，依我看，主要是情与境离的结果。

《西厢记》是古典戏曲中情境交辉的最好的典范，尤以《长亭送别》为最。

这出戏主要是写莺莺和张生的离情别绪，并无奇特情节，倘遇低手，完全可能写成陈套。但王实甫却能别出新意，一扫浮词，写得充满诗情画意，楚楚动人。这与他紧握情境相生的艺术原则，深入细腻地雕绘崔、张离别的委婉之于局部的此时此地之境，以及与此相应的此时此地之情。情随境迁，境因情异。这样他笔下的情境就表现出异常的具体性和真实感。这是《西厢记》现实主义的最可贵的表现。它把莺莺的离愁别情放在四种不同的环境中作了境异情殊的描写。开始，写莺莺乘车去长亭，这是途中之境，那么莺莺的离情就寄寓在途中景色之中，借途中之景，传莺莺之情。她眼中的枫林红叶是离人的泪血，垂柳长条是拴征马的缰绳，碧云、黄花、西风、归雁、车儿、马儿，凡途中景物，无一不是传情寄恨的标记。这是特定的途中之境与莺莺之情的合一，不可挪移他处。下面是长亭离筵，环境一变，情随境转，杯盘酒菜，都供传情，“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酒席间最使她关情的当然是张生。但这是离筵上的张生，不同于西厢之境。他内心难受，但又要矜持，因为女婿的悲感之情是不能当着丈母娘的面过分流露的。他的感情表达方式，是被离筵这个特定环境所决定的。作者用细腻传神之笔，从莺莺的眼睛里写出张生的委曲难言之情：“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两人席间，偶然目光一碰，发觉张生暗暗流泪，又怕被人看出，赶快低下头，装着整衣的样子。这种细腻隐微的情绪，正是离筵特定之境与张生之情的合一，也是不可挪移他处的。再下，曲终人散，只剩他俩和红娘，境又一变。只有在四顾无人之境，她才可以向张生倾诉私情，“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说得多么一往情深!有此境方有此情，作者一刻也没忘记情与境的关系。最后，张生远去，独留莺莺，人远山遥，含情凝望，“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她极目寻找张生远去的影像，偶然见征马又在残阳里闪现了一下，随即隐没在群山暮霭之中，留下的是一片阒寂。此又一境，又一情。景随人远，情随恨长，情境关合，丝丝入扣。

统观《长亭送别》的秋境离情，就是由上述四种不同的情境结合而成的。这种不同是统一在全篇总的色调之中的，是同中之异，也是异中之同。

还必须注意，无论写景写情，《长亭送别》的语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语言，不是随意从生活中俯拾来的，是作者心血的结晶。这也是达到情境交融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拿莺莺唱的第一曲为例：“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全篇句句是景，只一“泪”字是情。但一个“泪”字，就使全篇景物都闪耀出别离的泪光，它们都成了传情之物。这是多么精湛的语言技巧!画龙点睛，睛只一点，这个“泪”字就相当那个睛，着墨不多，却倾注了作家全部心血。若无“百炼成字，千炼成句”的精神，是不足以谈情境交融的。

《长亭送别》是一首真挚的抒情诗，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是一支撩人心弦的离歌。它给人以深沉的美感享受，即使在中国优秀的古典戏曲中，如此凄艳感人的作品也是少见的。它的成就决不限于情境交辉，但我突出地感到它这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在我们的戏曲编剧中情与境离的现象太普遍了。人们习惯于讲情景交融，却忽略了景是境的一种形态，离境而写景，是不会有真正的情景交融的，所以我以“情境交辉”名题，以示呼吁。

（祝肇年《情境交辉──读〈西厢记·长亭送别〉随感》，《陕西戏剧》1981年第7期）

六、《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西厢记》包含丰富的修辞技巧，有人做了统计，全剧运用的积极修辞手法达到三十四种之多，可以说是集我国古代戏曲修辞之大成，成为我国古代戏曲修辞手法运用的理想范本。

作者采用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吸收了古典诗词语言的精华，又提炼、融会生动的民间口语，加重文章的斑斓色彩，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使这部作品辞藻纷呈，艳丽典雅。在博取众长的基础上，熔铸冶炼，形成自身华丽秀美的语言特色。这种特色是形成全剧“花间美人”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没有语言上这种五色缤纷的艳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

……其文采灿然的语言特点，绝不是堆砌词藻，雕字琢句得来的，它和形式主义的专门搞文字藻绘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全剧虽然华美，文采璀璨，却自然、流利、通畅，绝无滞涩、雕琢、造作的毛病。因此明代戏曲评论家何元朗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四友斋从说》）王世贞云：“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曲藻》）

（吴文）

作者不仅善于熔炼方言口语入曲，而且更善于熔炼古典诗词入曲，甚至把口语和古典诗词杂糅在一起而丝毫不显生硬牵强。俗话说“量体裁衣”，《西厢记》很多地方是“量体借衣”，借用前人的现成语句和意境而不显“借”的痕迹。……当我们读到“碧云天，黄花地”，“暖溶溶的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等句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范仲淹的名篇《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而“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用的是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典故是无须说的了。由于原材料都来自诗中的句篇、精华，于是据以熔炼而成的新产品当然是精品了。但是话说回来，好材料遇到拙劣的工匠，就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这里便有所谓化工和画工、神似和形似的区别。一个好的词语，一种好的意境或一种好的表现方法，高明的巧匠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借鉴，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创新。例如《西厢记》中《送别》一折有“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写离愁之重，小小车儿载不动。这个意思并不是王实甫创造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有“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驮也驮不动”。只因王实甫是写莺莺的离愁别恨，因此必须易马为车，不能照搬董解元的原话，但是写离愁之重却是一样的。董解元用马形容离愁，也不是董解元的创造，宋人石孝友《玉楼春》词已有“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的比喻。李清照的《武陵春》：“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可见古诗词中载愁的工具多得很，骑马、乘车、坐船悉听尊便，但总的说必须符合人物所处的现实环境，必须有助于人物刻画。能融会贯通臻于至境的是高手，否则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即或很像，也是别人的东西。

总之，《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杰出的。由于王实甫既能熟练地驾驭民间语言，又善于吸取古典诗词中的精华为己所用，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既典雅又质朴，既有文采又不废本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浓郁的诗情画意，弥漫在字里行间，这却是《西厢记》获得文采派代表作的主要标志。

（王文）

七、曲词鉴赏

【滚绣球】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赴长亭的路上唱的，主要以途中的景物为线索来抒情写意，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

“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玉骢”是指张生骑的青白色的马；“倩”，是请的意思；“斜晖”，指斜照的阳光。莺莺看到长长的柳丝就想到它系不住张生骑的马儿；看到疏朗的树林就想请它们挂住流逝的阳光，让时间走得慢一点。“马儿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就是慢慢的意思。张生骑马在前，莺莺坐车在后，莺莺要马儿慢慢地走，车儿快快地跟上，好让自己同张生更靠近些，也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呆在一起。“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这两句是说，刚逃过了情人之间的相思之苦，才开始在一起又要很快地分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金钏”就是带在手腕上的金镯子；“长亭”是古代设立在大道旁边为送别饯行而用的亭子，古语有“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的说法，所以叫“十里长亭”。这三句是说，莺莺刚听见一声张生要走，手腕上戴的金镯子就松下来了；远远看见送别的十里长亭，人马上就瘦下来了。这种离愁别恨有谁能知道啊？这里作者运用了高度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形容当时莺莺和张生缠绵欲绝的离别之情。

这段曲词和前面那段【端正好】相比，在情景的铺设上是不大相同的。【端正好】主要是采用因景生情的手法，以凄凉的暮秋景象来引出莺莺的离愁别恨。【滚绣球】这段曲词，比较多地采用了由情及景的手法，柳丝系马儿、疏林挂斜晖、马慢走车快行、松金钏减玉肌等等所有这些描写，无不都是由莺莺对张生的依恋惜别之情引发出来的。

对莺莺内心活动的刻画，不是依仗苍白空泛的言词，而是借助鲜明生动的形象。作者把天地景物乃至车马首饰统统拿来，赋予丰富的联想和夸张，作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这就使得抽象的人物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真实，细腻动人。

【叨叨令】这段曲词，先是说莺莺看见送行的车马，心中非常难过、闷气；进而又说无心梳妆打扮，从今后只能用昏睡和哭泣来熬度时光。紧接着，是无可奈何的悲叹：“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就是怎么不的意思；“也么哥”是曲词中的衬字，没有实在的含义。这两句叠句是说：怎么不烦闷死人啊？怎么不烦闷死人啊？然而烦闷和悲叹也无法挽回她和张生的离别，所以最后只好叮嘱张生：“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惶惶的寄。”这里的“索”，是必须、应该的意思；“惶惶”，匆忙、赶紧的意思。这两句是嘱咐张生分别后赶紧寄书信回来。

这段曲词是莺莺在自己丈夫和最知心的丫环红娘面前尽情倾诉离别的痛苦心情，因此在描写上与前面【端正好】和【滚绣球】委婉含蓄的内心独白不一样，整段曲词无遮无拦，直抒胸臆，用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口语，如车儿马儿、花儿靥儿、被儿枕儿、衫儿袖儿、熬熬煎煎、昏昏沉沉。作者把这些日常的口语巧妙地组合起来，用一连串的排比、重叠，造成音节和声韵的回环流转，产生“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当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会见后，送别的酒宴开始了。当着严厉无情的老夫人，莺莺不能尽情表露自己的感情，她只能感叹、悲伤。酒宴完毕以后，老夫人先走了。这个时候，莺莺和张生能谈谈知心话了。这里，安排了一支名叫【耍孩儿】的曲子。……

这段曲词的开头，作者借用典故来极力渲染莺莺内心的悲戚。“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红泪”，古代传说，曾经有一个少女被选入皇宫，在同她的父母分别时，哭得很伤心，用玉壶接下她的眼泪，玉壶都染成红色的了。后来把女子非常悲伤时流的眼泪叫“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是融化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中最后两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司马”是白居易当时担任的官名，指的是白居易。这两句是说，莺莺为离别之苦而流的眼泪湿透了衣衫，比当年白居易听琵琶女弹奏时流的眼泪还要多。接下来作者又以比喻的手法进一步抒写莺莺的心绪：“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伯劳”是一种鸟。这两句是说，伯劳和燕子就要一个飞东一个飞西了，还没有起飞分开就问今后相会的日子。经过这些铺张描写，人物的感情已成奔腾之势向高潮发展。这时候，作者却避过潮头，另敷新笔：“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纵然马上就要相别千里，姑且在聚合时再饮一杯送行酒吧。这是由极度悲哀转向无可奈何时的一句宽慰话。这一笔，虽在意想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它使得整段曲词错落有致，人物的内心活动也显得波澜起伏。经过这样的跌宕回旋，作者才放纵笔墨把人物的感情推向高潮：“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未饮心先醉”，是宋代词人柳永【诉衷情近】词中的一句，原文是“未饮心如醉”。王实甫把它改成“未饮心先醉”，语意就更加沉重。这三句是说，哪里还要饮什么送行酒啊，还没饮酒，心早已如痴如醉了!眼泪流尽继之以血，这颗心早已被折磨得像死灰一样了。这同上面“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樽前酒一杯”相对照，是感情上的一个突变，由一刹那间的宽慰，转到痛不欲生的悲哀。实际上，前两句是后三句的映衬对比，可以说这是一种欲放先收、欲高先低的手法。

（选自贺新辉主编《元曲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