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范进艺术形象的美学思考

病态人生的性格亮点

——孔乙己、范进艺术形象的美学思考

一

《孔乙己》和《范进中举》这两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病态人生。将两篇小说放在一起对读，就会发现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具有各自不同的性格亮点。如孔乙己单纯善良而又不乏热情。当别人问他“当真识字么？”，竟然分辨不出此中的嘲讽意味，依然恳切地教他“回”字的四样写法。除却朝代造成的于迂腐外，剩下的便是难能可贵的单纯和热情。他多排出几文大钱换来一碟下酒的茴香豆，又“一人一颗”地发给孩子们吃。这是多么善良，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在那个世故污浊的时代里，孔乙己甚至有些特立独行的品质：无力挤身于“踱进店内”“慢慢坐喝”的长衫人物中，又不愿苟同麻木冷漠、平庸世故的短衣帮。总想歆力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清高和孤傲，于是，便“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可以想见，在那个世俗语凉薄的鲁镇街头，孔乙己的出现无疑构成一种别样的风景。和孔乙己相比较，范进能以冷静的现实态度对待人生。中举前，面对无米下锅的窘况，便抱鸡去卖。且“一步一踱的，东张西望”，丝毫也没有难为情之态。换了孔乙已就怎么也不会去卖鸡。范进性格中很少尖酸刻薄的因子。中举前曾抱尝岳丈胡屠户的羞辱谩骂；中举后不计前嫌仍赠银十两，这真是少有的大度和大方。在科瘵考试中，孔乙已“终于没有进学”便罢了。范进却连考三十年，终在55岁而中举。这种百折不回夭志难移的“奋斗”精神不也是一种性格亮点吗？可见，细加推究，这两个长期遭人聚讼的人物身上的性格亮点还真不少。

二

读过这两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孔乙已和范进的人生是病态和丑恶的人生。但是，既然作家要在作品中着力展示人物性格的病态和丑恶，为何又在展示之余显露出人物性格的亮点呢？要是不显露这些亮点，不就使人物显得更“病态”、更“丑恶”吗？其实，在文学大师的笔下出现病态人生中的性格亮点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文学艺术创作美学原则的。因为，作家总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即“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为原则来表现生活（引文见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人和人的生活的环境”是复杂的。有的人宽容随和，其缺点可能是怕负责任；有的人容易亲近，也许会有情感游移的时候。反过来，一个作风粗疏、脾气暴燥的家伙，有可能比较直率坦诚；胆小怯懦，体质弱小的人更可能较少有侵害他人的坏心。可见，好人有性格缺陷，坏人也有性格亮点，这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是生活的本来样子。伟大的文学家在表现生活时，总是从生活本身出发，按生活的本来样子“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所以，他们描述的故事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塑造的人物形象血肉丰满，营造的场面气氛真切感人。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因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相反，某些作家从概念和主题出发，存心把好人写得不食人间烟火，把坏人写得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人味。这样的作品往往是浅薄的，也往往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契诃夫指出：“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见《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鲁迅和吴敬梓，正是自觉遵循了“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艺术原则。在表现人物病态人生的同时，又不忽略病态人生中性格亮点。这样，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的美学意义。

三

客观的必然的存在于孔范二人身上的性格亮点，阅读时，为何往往被读者忽视呢？因为，这些性格亮点被湮没在作品所揭示的病态人生之中。若不细加推究，很难窥见它们的影子。孔乙已“身材高大”，因致力于读书便“不会营生”。科举失败后，自然身处穷途末路。穷途末路之人应该是一种粗鄙卑微、委琐无奈的样子。可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偷了东西还要“争辨”，生计窘迫却常“排出九文大钱”买酒喝，“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却偏要满口“之乎者也”。乍读之下，这种迂腐可笑而又自欺欺人的非常态的生存方式实在令读者讨厌。于是，孔乙已的性格亮点便被一片铺天盖地而来的嘲讽声遮盖的严严实实。相反，和特立独行的孔乙已相比，范进是个没有“个性”的人。他被老丈人骂得“唯唯连声”，“东张西望”地卖鸡，和常人一模一样的辞，使他的身上几乎没有读书人所应有的那种明显的标志。即使他失败了，他也不至于“不会营生”，不至于沦落到将要偷窃地步。况且，他还是个成功者的形象。可是，在小说中范进的性格亮点较之孔乙己却更加模糊。原因就在于，他的性格亮点被湮没在他本身无价值的生存和无价值的追求之中。范进二十五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将人生最富才华、最富创造力的三十年耗费在无意义科举应考中。直到55岁考中了举人，也已是“斜阳昏鸦近暮天”的垂暮之年。结局也不过是像张静斋老爷那样“当一任知县”，过那种“银子比皇帝家还多些”的腐庸昏馈日子。因其人生方式、人生追求和人生结局都是无价值的，人物性格亮点自然也就没有了光泽。可见，无价值的生存和病态的人生不仅销蚀了人物的性格亮点，使人物的整个生存都失去了意义。

四

鲁迅先生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孔乙己、范进的病态人生中，称得上“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是这些性格亮点。小说正是因为通过描述人物性格亮点湮灭过程，突出人生悲剧的社会意义，显示出极高的美学意蕴。如上所述，人物性格亮点最终湮灭在病态的人生之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物赖以生存的那种残酷的非人的生活环境才是造成人物性格亮点湮灭的真正根源。这种残酷的非人的社会环境又是通过毁灭人的性格亮点为手段，最终达到毁灭人本身的目的。在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单纯善良而又不乏热情，“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的孔乙己，在人情世故涂抹了他心理的单纯，世态的凉薄冷却了他心灵的热情，人性的凶恶和残酷磨钝了性格中的善良之后，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生的末路。在小说中，当孔乙己用以体现读书人清高和孤傲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性格亮点，被这个非人的社会所完全吞噬之后，孔乙己便从人生的末路步入人生最后的坟墓。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时，作者作了这样的描述：

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使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像是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这里，作者故意不写孔乙己的破长衫，着意写他“穿一件破夹袄”。这样一来，孔乙已就就由原来“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变成一个“坐着喝酒而穿短袄的唯一的人”了。而且言语之间再也没有了“者乎之类”。至此，孔乙己已完全丧失了一个读书人所特有的标志，从内容到形式纯乎变成了一个“短衣帮”。但地位和境遇比短衣帮更糟：丧失了“站着喝酒”的资格（他被打折了腿）；短衣帮的酒碗是放在柜台上的，孔乙己的酒碗则放在门槛上。先前穿长衫时不能够“踱进店内”“慢慢坐喝”；现在变成一个“短衣帮”了，即终于能够“坐喝”。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坐喝”呀？丝毫也没有长衫人物的体面和优雅，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悲惨和凄凉况味。可见，这是多么荒诞、多么残酷的一种世道！范进虽然能以冷静的现实态度对待人生，其性格中很少尖酸刻薄的因子，且矢志不移、顽强“奋斗”。可是，那个非人的时代里，灭绝人性的价值取向诱使范进开始了遥遥无期的无价值的艰难追求和无意义的辛苦中跋涉。在此过程中，性格亮点所依附的整个人生都被销蚀得一干二净。如同一个无谓空耗运转的机器，当其非常态地空耗运转至极限时，便出现故障成为废品。范进将其性格亮点中矢志不移和顽强“奋斗”精神会诸无意义无价值的人生追求之中，当这种追求达至顶峰时，反使他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消失殆尽。范进中举后发疯便说明了这一点：范进中举了，无价值无意义的追求终于实现了。但他又疯了，一瞬间失去了“人”这样一个物种的一般的正常的存在形态。正如霍琳先生所言：“下意识的痛苦一解脱，他就完全失掉了全部0精神，变成了一具真正的木乃伊。”（见《生死两茫茫——与对读》，载于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五册《教师教学用书》，第202页。）总之，从孔乙己和范进性格亮点的湮灭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非人的时代，不仅扭曲了知识分子的性格，销蚀了他们做人的价值，而且将他们的尊严、精神乃至肉体都吞噬的干干净净。作者将人物亮点的湮灭揭露了那个令人诅咒的非人时代的“吃人”本质。并以此达到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社会批判效果，从而，呈现出极高的美学意蕴。

五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和吴敬梓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言情”“写景”，还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都显示出极高的艺术才华。在《孔乙己》和《范进中举》中，作者竟能从病态人生的性格亮点——这样一个构成小说要素的细微之处，寄寓了极为深广的思想意义和美学意蕴。可谓“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