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杜甫独立唐诗的顶峰

《登高》是杜甫晚年在夔州时所作，是他七律诗的代表作，有人称之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故应该单独上一节课。重点抓住“悲情”即可达到教学要求。

一、在写景中深沉地抒发情怀

1、景──秋景(春女思，秋士悲)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

2、情──悲凉(注意引导与悲伤的细微区别)。

诗前四句写登高所见，写夔州特定环境，画面惨淡，气氛悲凉。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中深沉地抒发情怀。

萧涤非先生在他的《杜甫研究》中，曾作了这样的阐释：

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当此重九佳节，没有任何饮酒等乐事，只是去登台，五可悲;亲朋凋谢，孤零零的独自去登，六可悲;身体健旺也还罢了，却又是扶病去登，七可悲;而这病又是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八可悲;光阴可贵，人生不过百年，如今年过半百，只落得这般光景，九可悲。

〖附〗

“语不惊人死不休”。

万──离国别家，漂泊路途之远

常──流浪他乡的时间之久。24岁赴洛阳赶考，未能及第;35岁到长安求取官职，滞留10年，一再碰壁;43岁获得卑微官职，却又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被困长安;逃离长安，追随肃宗，因为直言又被厌弃;48岁弃官，11年漂泊直到死在漂泊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之上无人所知。

多──感叹年老多病，精神疲惫不堪。

独──形单影只，万分凄凉。

停──愁闷无法宣泄的愁苦情状。

二、集大成者的诗圣──再命名的压力

(幻灯展示，对比几首诗歌：《登幽州台歌》《登鹳雀楼》)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被称为唐诗压轴之句。

再命名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也即题材的压力。举《登高》的题材为例，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一出，诗歌的疆土便被他夺去一大片。这里，题材也是有传统的，也经过漫长的积累。陈子昂以强大的力量夺取以往的积累，建立牢固的形象，构成巨大的压力。王之涣带着《登鹳雀楼》来抢占地盘，构成另一个压力。陈子昂的主题被时间笼罩，并且是悲观的(独怆然而涕下);王之涣的主题被空间笼罩，并且是乐观的(更上一层楼)。

杜甫挟着《登高》和《登岳阳楼》，以更强大的力量和恣态，使“登高”题材形成定局。他既包揽了陈子昂的时间和王之涣的空间，又注入个人身世和家国情怀。时与空，历史与现实互相交错和浸透。陈子昂和王之涣用的都是单镜头，一个静止的远景。杜甫则用上远景、近景、特写镜头，并且不断移动转换，使得两首诗都写得丰富而复杂。

命名的压力，是横的压力。还有一种纵的压力，也即一个个前辈诗人挟着他们各自的横的压力，对后辈诗人构成的层层叠叠的纵的压力。

仅就杜甫的前辈而言，屈原集他以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第一位大诗人;陶潜集他之前的传统于一身，成为另一位大诗人。而陶潜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与屈原完全不一样：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强烈，一个淡定;王维是第三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发展了山水诗;李白是第四个大诗人，他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跟屈、陶、王都不一样：他是天才。接着杜甫出现了，他的机会建立在他之前的诗人的机会上：他是集大成者。集大成者出现之后，诗人开始变小，他们开始做那位集大成者在某个方面做得不够，或已做够但他们仍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白居易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往“白”里写;李贺和李商隐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们往晦涩里写。

当一切题材被写尽了，大诗人也出尽了，诗歌便开始枯竭，由词来接棒。苏东坡之所以还有机会，是因为他已不完全是大诗人：他是集诗、词、散文于一身的大作家。写作出现质的变化。这位大作家之后的作家，又开始变小。至元明清，诗衰竭，词也开始衰竭，诗人变成打杂。戏曲、散文尤其是小说大盛，更重要的是小说使用新的语言：白话文。白话文运动则正式宣告古典汉语写作终结，因为它已衰竭。这不是一厢情愿的运动，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证据是：白话文不是临时发明出来的，而是孕育在古典汉语衰竭的母体中。

那么，我们如何知道某个人是集大成者?难道他之后，例如杜甫之后，不会出现另一个更大的集大成者吗?答案是：如果这位诗人代表了整个民族精神，他就是集大成者。杜甫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我们不能说屈原、陶潜、王维、李白、白居易、苏东坡等人代表中国民族精神，他们都只代表了中国民族精神的某一方面。集大成者的伟大，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会被发现的，因为民族精神是一种很庞大的氛围，整个民族精神不一定可以在一个时代中全部被看到。生活在太平盛世的读者，不大可能完全理解杜甫，只有经过艰难时世，尤其是战争和丧乱，才会更充分地理解杜甫。杜甫的伟大，是通过历代的无数灾难来证明的。而李白的伟大，是任何时代的人一看就看得到的。从读者的角度也可证实这点。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李白，跟在七十岁读李白，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但一个读者在十七岁读杜甫，跟在三十七岁读杜甫，可能就已有天壤之别。顺便一提，中国读者历来有“李杜之争”，杜甫的时代，就看不到杜甫的伟大。或许我们可以把李白称为“伟”，把杜甫称为“大”：伟代表高，大代表宽。李白是塔，杜甫是平原，当我们在那座塔的一定距离内，例如十米至一公里，我们会被那座塔所吸引，而看不到这一范围内的平原或看到但不当一回事。当我们与那座塔的距离越来越远，例如五公里、十公里，则我们将越来越被平原的气势所吸引。

〖附〗

文人的登高冲动

一、猎豹冻死在山坡上

一头猎豹冻死在终年积雪的高海拔山坡上。那里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可以捕食的小动物，除了白皑皑的积雪之外，什么都没有。那么，它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干什么呢?作家海明威问道。

这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人们猜测动物也会有登高放眼的冲动，但找不到根据。有人好奇地去问登山家：“那么危险，又那么艰难，你们为什么偏要去爬?”登山家想了一下，回答说，“因为它在那里啊。”

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在观察传统文人的生活习性的时候，我注意到，文人比任何人都渴望高处。大多数文人都嗜好登高，而且登高必赋，或多或少都留有吟咏登高的诗篇。寻找高点，仿佛是这个族群普遍存在的一份心理偏执。我把这种习性称为猎豹冲动。他们寻找的高点，当然不限于山峰，可以是山巅，也可以是城楼、古塔、高阁、祭坛、石矶等任何地方，甚至驿舍楼台凭栏而望，也构成一种登高。只要能够取一个俯瞰的视点，可以纵情眺望天地，那么，不管攀登过程多么艰难，他们都要想尽办法去一登为快，满足诗人所说的那份“登临意”。

孔子就是非常喜欢登高的人。他曾经登上一座高山，举目眺望，感慨地对弟子说，唉呀，鲁国原来这么小!然后他又登上了巍峨的泰山。站在泰山顶上，喟然叹息道：原来天下也这么小啊。还有一次，他带着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登临景山，到了山顶后，他问弟子说：“君子登高必赋，小子们都有什么想法?”然后就展开了一场自由讨论。上古的时候，登高能赋是一项重要的外交素质，只有登高能赋才能做诸侯手下的大夫。大夫有九项必备的能力，其中第五条就是要登高能赋。孔子最著名的一句慨叹，就是站在山川高处这样赋出来的。他站在河边的危崖峭壁上，望着滔滔的流水长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登山，而是一种精神的朝觐，是一种变相的文化仪式。因为，它总是在强调最终的精神活动，而不是体力的冒险;它只在意到达山顶之后的看什么、想什么、说什么，根本不在乎登山过程本身的艰苦和乐趣。所以它不是体育运动，不是现代登山家的极限挑战。

读过一点唐诗的人，都会背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望岳》诗里面的名句。“会当”是发誓定要去做的意思。总有一天自己要去凌越那个颠峰，把群山都踩在脚下。这可不是普通的抒情诗，读者。你应该能从中嗅出猎豹的气息和激情来。这就是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文人最典型的猎豹冲动。我意识到了，我意识到这是一份宣言，是一个知识群体试图君临整个社会和山川宇宙的陈情表白。诗人就是那只渴望冰峰的猎豹啊，永远心在高处。集体无意识也好，个人无意识也好，无论你相信不相信这种解读，我都这么认为。我听到了自己心弦有声。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争相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呢?这里面，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天性了，还有更深的文人天性。这使得天下所有的海明威都感到纳闷。

二、时间被击退了

追问这种对高点的渴望，我想，应该与自由有关。

人类没有翅膀，但是人类很早就渴望能够象鸟儿一样飞起来。许多民族都有关于人能够飞翔的神话传说，反映了这种古老的梦想由来已久。在东方，古老的《山海经》中，记载着许多长着翅膀的半人半鸟怪物，生活在叫做羽民国、讙头国、毕方鸟国等等地方。道家把修炼成正果想象成羽化登仙，也反映了同样的渴望。突然有一天，人从自己的肉体躯壳中蝉蜕了出来，长出了可以飞天的翅膀，升到天上做长生不老的神仙去了。这样的宗教确实有诱惑力，它抓住了芸芸众生也有飞翔冲动的心理弱点。在神话和宗教之外，民间人体飞翔的尝试就更多了，数说起来足以让我们悲喜交加，心生感慨。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曾经有人在身上绑缚羽毛，做成巨大的翅膀，然后从高台上纵身跳下。据说竟然还滑翔了几百步远。在西方，这样的尝试更是不绝如缕。直到十九世纪末出现李林塔尔，二十世纪初出现莱特兄弟。

我敢肯定，出于对自由的渴望，文人比任何人都更想拥有飞翔的翅膀。证据是，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把自己形容为飞鸟，说自己是大鹏，是鸾凤，是孤鹤，是惊鸿，是鵷鶵，是苍鹰。庄子曾经想象自己象一只巨大的神鸟，展开云一样的翅膀，在高空俯瞰人间城郭。李白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杜甫把自己当作矫健的雄鹰，梦想“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东坡先生则把自己比喻为惊鸿，总是想乘风归去，却又无比眷恋人间。都是同一种奢求，对自由的奢求。这应该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猎豹冲动。

登高是对飞翔的模拟，高处让他们可以完整地把握这个世界，审视这个世界，可以用垂怜的眼光抚摸芸芸众生，可以发现原来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多么可怜的世人啊，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竟然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可以这样叹息说。一个借助于大视野而产生的精神自我放大过程，就这样完成了。一次模拟飞翔的仙人探访，就这样完成了。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文人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把自己变成得道的仙人，从而取得怜悯这个世界的权利。

你可以怀疑这样的猜测，但是别停下来。因为在我看来，这还不是全部。申请对世俗红尘的悲悯和自由，隐含着申请对时间的彻底自由。文人登高的最深层冲动，来自于渴望摆脱时间的追赶。我始终认为，圣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叙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永恒的苦恼。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是这样一种苦恼。阿根廷诗人贝纳德斯告戒世人，不要只顾贪婪地占有空间，要想到人的高尚任务是占有时间。这使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在被时间追赶，只有文人如此焦虑。

西方的梭罗也讲过一个故事：

库鲁城里有一位艺术家，总是想追求完美极致。有一天，他突然想做一根天下最精美的手杖。于是离开库鲁城，到郊外的树林里去寻找适合的材料。他太挑剔了，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找着找着，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死去，他却一点没有老。时间已经对他无可奈何。等到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树干时，库鲁城已经变成了古老的废墟。他就坐在废墟上仔细地削着树皮，削啊削，削了很久还没有把它削成满意的形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桑达尔王朝已经悄悄结束了。等他开始装饰金环和杖头上的宝石，梵天已经睡了醒，醒了又睡，轮回了好几次。最后，他终于完成了这根手杖，梵天出现了万物中最美的一件东西。他脚下的树皮木屑仍然很新鲜，可周围的世界已经变化了不知道多少轮，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

这个艺术家大概是西方的丁令威。我把它们看作是两种文化的相互抄袭：悟道修炼，是在制作心中的精美手杖;而制作手杖，也就是在修炼悟道。当他们专注地做着这件事的时候，时间被击退了。我又想起了中国神话中的烂柯山故事。这柄象征时间的西方手杖，在烂柯山传说中是一把斧子的手柄。砍柴的樵夫在深山里迷了路，看见神仙在那里下棋，于是站在一旁观看。等到两个仙人一局下完，竟然不知不觉过去了几千年，樵夫手中的斧柄已经朽烂殆尽。西方的手杖保持着永久的新鲜，东方的斧柄被时间风化。新鲜也好，朽烂也好，仙人下棋和凡人制作手杖，都构成一种刻意的时间游戏。这种游戏一定要有一个旁观者，来见证时间怎样被击退，变得对生命无可奈何。很显然，文人登高就是对这种游戏的模仿和觊觎，就是想让时间凝固下来，让他们体验到什么是永恒。

这样一想，我感到登高更象是一种对时间的祭祀。

三、渴望出走

民间有各种各样的登高风俗，其中重阳节登高最为盛行。每年九月九日，人们不约而同举家外出，到附近的山上游玩，观赏沿途的秋色风景，一直要消磨到黄昏才回去。这种风俗，直到今天还在许多地方盛行。据说重阳登高是为了避灾。汝南人桓景跟随费长房游学，费长房是个有道术的异人。有一天突然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当有血光之灾。桓景听了大惊，连忙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消灾避祸。费长房告诉他，到了那一天，让全家人佩带茱萸香囊，一大早出门去登山，在山顶上饮菊花酒，就能够躲过这一劫。桓景闻说后急忙回家准备，到了九月九日，全家爬到山上游荡了整整一天。晚上归来，果然发现家里的鸡犬牛羊全部暴死。从此，民间就有了重阳节登高的风俗。风俗是芸芸众生的流感。我想问的是，文人登高也是一种走避吗?假如不是避灾，他们试图逃避什么呢?

也许答案只有一种，那就是逃避世俗红尘，找一个象征性出走的理由。我一直在猜想，文人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他们的灵魂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永远不能与世俗社会融洽到亲密无间的程度，总是若即若离，貌合神离。我察觉到，文人这个庞大的知识群体，始终有一种哗变的冲动，试图要挣脱社会而去。他们是那么需要躲避开人间的是非喧嚣，那么渴望抛弃掉世俗的快乐与痛苦，去享受思考，享受形而上的抽象美感，在万丈红尘之外，细细咀嚼宇宙人生。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出走呢?肉体的生命，不断使轻逸的灵魂变得沉重。这是事实。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功地跑去隐居，做一个孤独的仙人。或者舍弃一切，断然削发出家。他们支付不起哗变的成本。绝大多数文人还是被千丝万缕约束在这个世俗社会中，不得不与周围的人们一起呼吸污浊，在去留之间苦苦徘徊。精神和肉体产生了争执。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偶然的逃避，比如登高，就被赋予了强烈的宣泄功能，仿佛是举行一场象征性的出走仪式。假如可以说，人的睡眠是对死亡的一次次模仿，那么也不妨说，文人的登高是对飞翔的模仿，是对得道成仙的模仿，也是对终于摆脱世俗红尘的一次次情感体验。

其实，文人寻找的就是一个空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没有人影，没有喧闹，没有浮世红尘，精神才能够产生透脱的愉悦，身心才能够得到彻底的松弛。然后，灵魂才能够上升。这种行为在意的不完全是高度，飞机飞得够高了，但是在万米高空的机舱里面，我们产生不了类似登山的愉悦。因为机舱里面还是那个世俗社会，充满了人间的叽叽喳喳，与地面上的红尘世界没有任何两样。同样，假如山顶上不是一片荒芜，不是寂静得只有山风呼啸，而是繁华街道，商品摆了一地，到处都是小商贩的吆喝;假如古塔的顶层不是空空荡荡，只有鸟雀在盘旋，而是热闹的酒楼，麻将的战场，会有多少文人前去登临呢?

高度，让人获得俯瞰的优越感。空度，对不起，我生造出这么一个词语来，借指空旷寂静的程度，则让人获得疏离的超脱感。所以文人才总是梦想着去登高。

四、看蚂蚁

阿基米德曾经骄傲地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动地球。

他要的是一个固定支点。理论上说，用无限长的杠杆，仅凭人的力量就能够撬动地球。但他要表达的决不仅仅是物理假设，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分子征服宇宙的冲动，是人类想要从地球表面上站起来的强烈渴望。

由此想到了东方文人对高点的渴望。

科学家要一个支点，梦想的是力量。文人要一个高点，梦想的是眼界。他们一次次登高临远，眺望着脚下的山河大地，一次次咏叹着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这些声音有些被记载下来，写进了书中。更多的声音从来没有被记载下来，东风马耳，早就踪迹杳然了。那是些什么样的大彻大悟?诗中的诗，灵感中的灵感?可惜已经消失，没有人知道。夸父倒毙在远古的神话中。谁，还能追回那些遥远的声音呢。临风怀想，我敢肯定他们中一定有人也说过这样的话：给我一个高点，我就能够洞穿世界。

一种激情在胸中鼓荡。突然意识到，我应该把登高称为观看蚂蚁的游戏。海拔越高，大地上蠕动的人群越象蚂蚁。人群越象蚂蚁，这个世界就越被彻底地洞穿。

上古的时候，有两个大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一个大国姓触氏，信仰一种宗教;另一个大国姓蛮氏，信仰另一种宗教。两个国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动了真怒，倾巢出动，相与争地而战。这场战争打得非常残酷，大地上血流成河，伏尸千里。战争打了很多年，不过双方谁也没有发现，天空中有只巨大的眼睛一直在看着他们。那是庄子的眼睛。原来，庄子正在俯身观看一只蜗牛。他发现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就是那个触氏国。右触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就是那个蛮氏国。一场如此血腥的浩大战争，只不过是在争夺蜗牛的触角而已。

后来庄子睡着了，一睡千年。梦中他来到另一个诸侯国。那个国家叫做大槐安国，疆域辽阔，市井繁华。庄子在梦中易服更姓，改换名字叫淳于棼，前去求见国王。凭着他的机智聪明，被国王招为驸马爷，当上了南柯太守。在任上，他享受了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而且还很有政绩。后来公主病死，他被迫卸任回到京城。因为奸佞谗毁，不幸遭到国王的猜忌，最后被削夺掉所有的官职待遇，遣回故里。贫病交加之中，他终于醒了过来。醒来之后，他吃惊地发现自己正睡在一棵大槐树的下面，树根旁边有一个蚂蚁穴。蚂蚁堆起的高高低低的土丘，正是他梦中的大槐安国的京城形状。附近还有一处小一点的蚁穴，也很眼熟。仔细看时，原来是他荣华富贵了几十年的南柯郡。

一个现代文化的旁证是，电视记录片常常采用“快镜头”来压缩时间，用以表达生命与时间的关系。我注意到，《国家地理频道》中播放的许多记录片，经常采用这种叫做延时拍摄的手法。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每隔相同的时间拍摄一次，然后以正常速度播放。结果，一切都在我们眼前飞奔起来：天上的云朵象发了疯一样狂走，山川大地在云影下不停地变脸。树木转眼间发芽长大，然后枯死朽烂，几秒钟便匆匆结束了一生。动物死去后尸体迅速被分解，重归于泥土。大草原上一会儿喧闹，一会儿死寂。角马来过走了，羚羊来过走了，象群来过也走了，最后只剩下星河夜空，在那里慢慢旋转。──想起来真是相似，那些拍电视的文化人类学学者，玩的不也是同一种古老游戏吗?快镜头是一种时间上的登高。压缩了时间等于放大了视野，从而也就压缩了空间。世界就这样，一次次被那只神秘的眼睛洞穿。

这种观看蚂蚁的游戏，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峻味道。它在剥离我们和众生的同时，也让我们走出自己，远远打量我们自己究竟是谁。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与众生真有什么差别吗?在泰山顶上，孔子看到了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在月球上，阿姆斯特朗什么也没有看到。人已经变成了无声无息的细菌。在想象中，诗人把人间的清明上河图，缩微成了地壳演变图，说“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多么残酷的描述啊，你看看。人在哪里?根本就没有人。连蚂蚁细菌都没有。浩大的寂静和永恒，足以割伤我们任何人的自尊心。

我察觉到了，文人的登高张望，不仅仅是对自由的渴望，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的诉求。它还掩藏着智慧者们对自身生存状况的焦虑与好奇，掩藏着“我是谁”的古老疑惑。他们并非只是想远远看一眼自己家园的形状，对道路、山川、田野、村庄的空间关系能够一目了然;他们更想知道自己的族类究竟在哪里，究竟是怎么回事，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以及，自己究竟属于谁。我察觉到文人是这样的渴望拥有整体，需要最彻底的真实，哪怕是残酷的真实。不能容忍被任何东西挡住视线，无论这些东西是什么，是树木、楼台、城垣、宫墙，还是朋友、故乡、民族、国家，乃至自己的文化信仰。登高的逻辑，首先是一种视野的高度，然后是一种心灵的宽度。这就是文人。总是试图从现实出走，化做天空的眼睛。

五、对话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在山顶上，仰望苍天说。这给了我们某种暗示：逃避红尘社会，前来君临天下的文人，是不是有话要说，他们是不是有某种说话的冲动?

我敢肯定他们有话要说。登高，总是让人产生强烈的倾诉欲望。文人的远祖是那些掌管部落祭祀的巫祝法师，专门负责主持部落中各种宗教仪式，代表人间与鬼神沟通，同时也代表着鬼神前来与人间沟通。他们站在高高的祭坛上，通过巫术与上天交谈。获得神灵的旨意后，再转告给那些匍匐在下面的部落成员。他们实际上充当了神和人之间的对话媒介。——这样古老的身份意味深长。在谈论文人登高的时候，这个念头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真的，我确实这么猜测，文人的登高也许就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行为，是对远古时代祭祀活动的不自觉的模仿，是文人在本能的驱使下，代表人间与苍天宇宙对话的精神仪式。

站在山顶上，两种方向的夸张并不矛盾：在宇宙面前，文人意识到生命的渺小，自我的渺小。而俯瞰人间红尘，他们又感觉到自己的巨大。不是蚂蚁，而是这个世界的精神巨人。他们一旦站在山顶，立刻就有了强烈的表达冲动，不可遏止。“登高能赋”是要求，“登高欲赋”才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想到天下的许多好文章，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都是文人登高后写出来的，不禁悠然神往。真是好诗。李白站在庐山上，杜甫站在泰山上，崔颢站在黄鹤楼上，孟浩然站在岳阳楼上，王粲站在当阳城上，萨都剌站在石头城上，一出口就是那样的千古丽句，万世流传。在我看来，内心的冲动和外界的触发，共同制造了天人对话的机缘。

对话也许仅仅是一场追问，也许还在沉寂中进行。但那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精神的交流确实发生了。让我们想象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吧，那就是一场追问，一场天人之间的对话。一千三百年前，诗人站在永恒的宇宙面前，久久出神，遐想，然后不停地仰天问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六十年前，闻一多倾听着这场天人对话，仿佛猜到了其中的秘密，叹息不已说：多么辽阔悠远的宇宙意识啊!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诗人只有错愕，没有恐惧，只有憧憬，没有悲伤。他一遍遍向苍穹发问，对每一个问题，他得到的只是一个更神秘、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

这就是发生在大唐帝国最鼎盛时期的某一个夜晚的天人对话。没有任何别人，只有文人，独自代表着人间，代表着一切生命，向苍天发问。

其实，这样的对话数不胜数。早在他之前一千年，就已经有过。楚国的屈原，一个掌管国家祭祀礼仪的大巫师的后人，就曾经孤独地仰望苍穹，发出过一百七十多个疑问。他在长诗《天问》中追问宇宙上界，把人类内心的困惑火山爆发般地倾诉出来，告诉给天空中的神灵。想想读者，那是一场多么壮观的对话，充满了如此勃发的生命激情。一边，是拥有亿兆颗恒星的茫茫宇宙，光族沉寂无语;另一边，是代表着人类的孤独文人，在那里血脉贲张，念念有词。完全不对等。读罢《天问》，这幅天人对话的情景便清晰地刻在我脑海中，再也无法抹去。为什么，为什么，他象个好奇的孩子，不停地追问着为什么。我一点不觉得诗人渺小可笑，恰恰相反，我觉得他才是真正的精神巨人。光族不老，一个民族却被追问得白发丛生，从远古走到了今天。

当然，我并不知道张若虚和屈原站在哪里，是在江边还是在山顶上，在祭坛还是在旷野。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已经证明了我的猜测。在我心目中，文人永远站在高山之颠。换句话说，当那些古老而睿智的对话从远古传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文人与芸芸众生并没有站在同样的地面上。他们永远身在高处啊。

六、君临天下的冲动

面对这样的世外高蹈，我想了很久。

确实，我看到了文人不安于现状，渴望自由和激情的冲动，看到了他们挑战自然、挑战体能、挑战自身智慧的骄傲姿态，看到了他们对丑恶的社会现实鄙夷和不满的强烈情绪。这一切，我都予以强烈的认同，并且愿意为他们喝彩，不断从这样古老的遗风中汲取精神信念。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另一些东西。

假如它只是孤立的事件，并没有形成强大的文化惯性;假如没有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诗词文章，让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们也许不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可是我确实看到了，看到了传统文人的内心似乎有一片暗处。是的，暗处。该怎样来表达呢?身处社会的边缘地和低洼地，文人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感到不满，需要象征性地走往高处，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从中依稀嗅到了他们对优越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的渴望。我窥见到了文人对君临天下是这样的神往，这样急不可待。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语下面，常常是向大众显露身手的诉求。我甚至觉得，传统文人似乎在一点点收集着来自现实的优越感，寻找各种机缘，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向社会显示大众代言人的角色，来体验道德优越给自己带来的居高临下的快意。在这样的心态下，登高仿佛被诠释成了另一种登基加冕典礼，另一种文化的胜利，思想的胜利，道德的胜利。一个公正的社会仿佛将随着这些胜利而冉冉降临。不妨这样说，通过登高，文人模拟了征服社会的梦想，获取了实现兼济天下理想的心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