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长篇叙事材料的处理──兼谈《过秦论》对写作的启示

写议论文，不可不用事实材料，然而许多学生对较长的叙事材料却不善于处理：或不加选择，全盘照搬；或不辨轻重，详略失当；或不作分析，观点欠鲜明。《过秦论》一文用大量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在叙述史实时，作者又力避平铺直叙，而根据表达观点的需要，作了各种技术上的处理，对中学生写作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根据观点，截取材料

秦国若从公元前７７０年开始为诸侯时算起，其历史可谓久矣，经历的君王可谓多矣，史迹可谓浩繁矣，如果一一写来，不仅有拖沓之嫌，更主要的是有些史实不能足以证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一观点，于是作者只从公元前３６１年即位的秦孝公开始叙述秦的历史。那么为什么要选取秦孝公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的史实呢？因为他们承接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的策略，使秦国逐渐强大，以致诸侯恐惧，“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这便进一步证明了全文的观点。以上均为正面材料，接下来作者根据观点的需要，又选取反面的材料（“仁义不施”）来论述。秦国统一以后，“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这说明秦国不仅不再施行仁义，反而以人民为敌，使攻守形势发生了变化。至于最终灭亡，不亦宜哉！可见定向取材，不枝不蔓，文章的观点才鲜明有力。

二、服从观点，调配材料

材料截取以后，孰轻孰重，孰详孰略，还要根据观点的需要，作合理调配。《过秦论》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可以说匠心独运。文章对秦孝公时的“兴”，“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时的“强”，“及至始皇”时的“盛”都作了较详的叙述，有的甚至还用反衬的手法进一步突出，其目的是为文章的中心更加鲜明突出。又如对九国人才一一列举，可谓详备之至。一般人认为用“人才济济”四个字来概括也未尝不可。其实作者是以极言九国人多势盛，来反衬秦之极其强大，为最后一段的议论“蓄势”，如此强大的秦国，为什么最终灭亡了呢？这样就自然突出了全文的观点。

《过秦论》有时选材非常简略，即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作高度概括，如对始皇以前的孝文王、庄襄王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没有。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间，帝业虽已基本建立，然而尚遗留两项任务：一是扫尾工作，二是建立新帝国的规划。只是这些史实与全文观点联系不大，文中只以“拱手”二字作概括。再如，“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八个字，实际概括了前３３４年至前３１８年之间苏秦两次游说六国合纵攻秦，前２９８年魏、齐、韩三国联合攻秦，前２４７年信陵君率五国兵败秦于河外的史实。山东诸侯曾多次合纵抗秦，皆被张仪等人的连横术所破；韩、魏、楚三国多次献地于秦，秦土宽广，这是秦的“诈力”策略的胜利，作者把所有这些事实都集中到九国之师攻秦失败一事上来加以表现。由于本文对史实作了高度概括，使人觉得文章饱满充沛，简练而有力度。

三、突出观点，分析材料

有些同学在引用了一大堆材料后，不作任何分析，只在最后用一二句话点明就结束全文，将观点硬塞给读者，观点与材料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材料，只是一种现象，若不进行分析，读者就不明白材料所揭示的意义，不明白作者引用的意图，就起不到文章应有的启发、警策、教育人的作用。《过秦论》则不然，在前面层层铺垫、定向叙述史实的基础上，紧接着又围绕观点比照议论：陈涉之位与九国之君比，尊卑悬殊；陈涉的武器与九国的器械相比，利钝大别；陈涉之众与九国之军比，众寡极异；陈涉之谋与九国之士比，智愚径庭。尽管如此，二者却“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就令人不得不深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呢？接下来作者便照应总结全篇材料，归纳中心论点。“然秦以区区之地”以下四句照应第１、２段材料，“然后以六合为家”二句照应第３段材料，“一夫作难”三句照应第４段材料，最后照应上文“成败异变”二句，点出全文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既不唐突，又不生硬，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对材料进行分析的效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