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过秦论》(上)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作结,为画龙点睛之笔。长期以来,课文注释对此句的理解多为“不实行仁义,攻和守的形势便不同了。”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有失偏颇:认为仁义决定攻天下和守天下,夸大了仁义的作用。其实质是对文章主旨的理解偏差。

笔者以为“仁义不施”只是针对守天下,并不包括攻天下。攻和守面临两种不同的形势,方略也就不同。《过秦论》实为主“逆取”与“顺守”之哲学,即攻天下应当采取谋略和武力,是为“逆取”,守天下则必须施行仁义,是为“顺守”。

首先,请看课文。铺陈孝公取天下一段:“以窥周室”,“外连衡而斗诸侯”,一个“窥”字道出伺机之心,一个“斗”字绘出“连横”之诡。至于“内立法度”,则是商鞅的“励耕战”之策。记叙其他诸君取天下:“因遗策”,实为武力与强权之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敌国之师,“秦人开关延敌”,为实行谋略之至;“因乘利便,宰割天下”,为强势与武力之尊。在秦国奋发图强的勃勃野心和扩展进取的磅礴气势之中,我们看到的是谋略与武力交相辉映的兴盛史。而秦的灭亡史才是仁义不施的历史,“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之中,仁义俱废,谈何施行!“名城,杀亲杰”更是血雨腥风,谈何“爱人”。

金圣叹在《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未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如此看来,秦之过,便在守天下而仁义不施也。

其次,理解《过秦论》(上)的中心论点,必须结合中篇和下篇的有关论述,因三篇是一个整体,观点一致,只是有所侧面。中篇有语:“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中篇重点分析: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始皇和二世不施仁义,而是施行严刑峻法,在秦亡的历史之中,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而下篇则指出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自身,是因“本未并失,故不能长”。由此可见“攻天下”当以诈力和武力为主,而“守天下”则必须实行仁义。

再次,贾谊政论文在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之中,有着两汉初期儒生所共有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早在刘邦称帝之初,陆贾便说:“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陆贾列传》),叔孙通也说到“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叔孙通列传》),后世胡致堂曾言:“谊之言必出于陆生,盖儒者攻尚谲诈而守尚仁义也”。

如此看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便真正道出一代儒生贾谊之苦心:守天下者,当施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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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过秦论》中“逆取”与“顺守”的哲学发布于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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