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中概念的滑行

“师”无疑是韩愈《师说》中的最核心的概念，文章一开始就给“师”下了一个定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作者在文中给“师”确定了一个特有的内涵，这似乎是明白无误的。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师说》这一篇文章中，“师”这一概念的内涵却是有变化的。

人们都注意到韩愈所说之“道”指的是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而非别的，却忽略了“师”也应有其特定的内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既然“道”是如是所指，那么“师”当然也就是指传授孔孟之道的师了。进而，所谓“受业解惑”也应当都是指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了。可是从第１段的内容来看，这样的理解又是有问题的。接下来作者在从人们知识的来源这个角度分析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时，却不是从“道”的角度，而是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的角度来说的。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因为不管是谁，出生之时都是懵懂无知的，要获得知识必须学习；但从人最初学习的对象来看，显然已不是他前文所说的“道”，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学习的儒家之道，否则，其他学派就不会出现了。这里有转移话题的嫌疑，但是却带来一个巨大的好处──问题一下子简化了，既然一切都是后天学得，那么“道”更是如此了。但是我们要始终记住，作者要证明的是对儒家思想的学习，而非一般性的学习，所以他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话锋一转，又回到“道”上来，讲择师的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至此作者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从师的必要性，一是择师的标准。但从前者到后者有一个滑行的过程，前者讲的是“解惑”，后者讲的是“师道”，虽然都是针对“师”，但前者其实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后者却是儒家之师。

在后文批判士大夫“耻学于师”之时，作者又申明：“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再次给他所谓的“师”加以界定：这个“师”不是“彼童子之师”，而是指像古之圣人那样的有“道”者。这显然与他在前文讲的“惑而不从师”中之“师”含义有别，但是这样的申明作者并没有坚持到底。在接下来的议论中，他把士大夫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称赞这些“君子不齿”的人“不耻相师”，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师”不是作者所谓的“传道受业解惑”之人，而是实用技艺的传授者。因此，在这一部分，他的“师”的概念有了第二次滑行，即由儒家之师滑到了传授技艺之师。

在论述“师”与弟子的关系时，作者谈到了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四人，虽然他们并不都是儒家学派的人物，但是因为以他们为师的人是孔子，且孔子向他们学习的内容也正是儒家主张的礼乐之类，因而我们也就没有什么怀疑的了。不过在最后讲到李蟠向作者学习时，作者极力称赞他“能行古道”。固然作者自己是以复兴儒道自居的，但是从本文的内容来看，李蟠爱好的是“古文”，可见此时的韩愈为李蟠担当的大概仍是他所说的“童子之师”吧。所以在文章的最后，“师”的概念又从儒家传道之师滑到了传授古文的“童子之师”。

虽然在这篇文章里核心概念的内涵一变再变，却并没有使文章减色，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最根本的是作者观点的正确性和先进性。文章中“师”这一概念虽然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但是作者并没有用这个多义的概念一贯到底地论述一方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针对每一问题都提出了超越时代的光辉思想，如所有的人都应当从师学习，择师的标准不在年龄的长与少而在掌握知识的先与后，等等。

其次，作者在解释“师”这一概念时，从“传道受业解惑”三个方面来界定，在行文过程中或从某一方面或从整体来使用这一概念，虽然具体内涵有变化，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作者对它的界定。

第三，得益于“道”“业”“惑”这些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这些概念在阅读中需要读者再作生发，因而使文章具有了极强的适应性。正如现在人们谈到教师的作用时还爱引用“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句话一样，虽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师”早已不是韩愈所说的传授儒家思想的人了，但却自然而然地赋予“道”“业”“惑”以新的内涵，因而“师”也就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老师了。

──原载《语文教学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