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忆朱光潜先生

1946年秋末，我从昆明复员到北平。抗日战争时期临时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恢复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我进入了北大西方语文系。朱光潜先生是新任的西语系主任，我选读了他讲授的英国诗歌。

朱先生的课程颇有号召力，除了选课的同学外，还有不少人旁听。他讲授时除对本文进行阐释，对诗人及其时代背景加以评述外，还不时对英国诗学和中国诗学作一些扼要的参照对比，这一点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年我的人生理想是当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正尝试写点诗，学习外国文学是想从异邦的缓斯那里寻求启示。因此朱先生的东西方诗学的比较，引起我的浓厚兴趣。虽然我当浪漫诗人的梦想和其它许多青少年时代的浪漫理想一样，大都在人生实践中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可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春梦想，仍在记忆中留下一片依稀的温馨。

历经半个世纪的动荡和坎坷，大学时代的书籍保留下来的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幸而朱先生当年用作英诗教材的牛津大学版的《TheGoldenTneasury》（《金宝库》）尚存于我的书橱中，重新翻看这本书，书上还记有当年听课时极为简略的要点，多少残存一点朱教授的印迹。试举朱先生讲授J.Keats《odeToANightingale》（济兹《夜莺颂》）之一例：

……tendinthenight，

AndhaplytheQueen－Moonisonherthrone，

Cluster’dasoundbyallherstarryFays；

Butherethereisnolight，

Sanewhatfromheaveniswithbreezesblown

Throughverdurousgloomsandwinding

mossyWays·

夜这般温柔，月后正登上宝座，

周围是侍卫她的一群星星；

但这儿却不正明亮，

除了有一线天光，被微风带过

葱绿的幽暗，和苦薄的曲径。

在这里我记下来先生讲课的要点是：其诗情一如“云破月来花弄影”。

ThevoiceThearthlsPassingnightwasheard

Inancientdaysbyemperorandclown：

Perhapstheselfrsamesongthatfoundapath

ThroughthesadheartofRuth，when，sickforhome，

ShestoodIntearsamidthealiencorn；

Thesamethatoft－timeshath

Charm’dmagiccasements，openingonthefoam

Ofperilousseas，infaerylandsforlon．

今夜，我偶然听到的歌曲

曾使古代的帝王和村天喜悦

或许这同样的歌也曾激荡

露丝忧郁的心，使她不禁落泪，

站在异邦的谷田里想着家；

就是这声音常常

在失掉了的仙域里引动窗扉：

一个美女望着大海险恶的浪花。

为了让学生领悟这一段诗歌的意境，朱先生又引用了一首中国诗词：“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默默水悠悠，肠断白萍洲。”

朱光潜先生的实际讲课，当然比我的笔记丰富得多，充实得多。就仅从这过于简略的笔记，也不难窥见到朱先生教学的循循善诱，通过中国诗词引导学生体悟英国诗歌之精髓，使两种异质文化在深层次上得以沟通。如果不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很难对西方诗歌和中国诗歌作这样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我当年师从的教授中，大概只有朱先生不时作这样的美学参照。

当年我对朱光潜先生的译著读得不多，大概只读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及一本通俗的美学著作，即《给青年的十三封信》，尚无力涉猎池的一些学术性论著。但对他在学术上的造诣是尊重的，对能聆听他的讲课也觉得很幸运。不过对朱光潜教授本人，我却并不敬佩；相反地倒有某种反感和敌对的情绪。这种抵晤根本与朱先生的学术人品无关，纯粹出于政治动机。

①据“旧约”，露丝是大卫王的祖先，原籍莫艾伯，以后在伯利恒为富人波兹种田，并且嫁给了他。

②中世纪的传说故事往往描写一个奇异的古堡，孤立在大海中；勇敢的骑士如果能冒险来到这里，定会得到财宝和古堡中的公主为妻。这里讲到，夜写的歌会引动美人打开窗户，遥望并期待她的骑士来援助她脱离险境。

从西南联大复员北平的同学，都经受过“一二·－”学生运动的洗礼。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以西南联大为核心的学生发起一次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有四个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杀害。因此多数学生在政治上倾向于反蒋介石政府。复员之后，在北平又形成了新的学运中心，从1946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1948年的“反剿民要活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延续到北平解放。我当年也算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对革命的热情至少不低于对学术的兴趣。“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业务第二”，这些口号虽然是50年代才风行起来，可在40年代我们这些学生在颇大程度上已经身体力行了。在臧否人物时，首先着眼于政治思想倾向。朱光潜先生当年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据此一条，就足以把他置于政治对立面的位置上。

青年人热情单纯，涉世不深，看问题容易简单化，往往流于偏激。朱先生一直在大学教书，从事学术研究，从未从政。他也不是如胡适（当时任北大校长）那样对政治比较热衷的文化人，不时在政坛风云变幻中露蜂蝶。他基本上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虽然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当年国民党曾花不少气力动员教授参与亲政府的政治活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一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极力拉拢，企图在国共两党之外树立第三种势力。朱先生很少参与这些活动，至少并不热衷于这些活动。我听朱先生讲课时，他是从来不谈政治的。当时北大学生组织的社团很多，经常请一些教授发表讲演，却从未见朱先生参加。（当然这些社团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倾向进步的，也有一些学术色彩较浓乃至右倾的。）说朱先生很少参加政治性活动，并非说完全没有。例如针对当年风起云涌的进步学生运动，他写过一篇《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将学生运动视为暴民政治，立场十分鲜明。但从总体而言，朱光潜先生之所以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不一定证明他是个国民党的死硬派，曾为国民党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更合理的解释是，国民党选他进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为了要借助一些名人学者来装演门面。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在国内外已声名狼籍，特别需要有社会威望的人作政治花瓶。朱光游先生正扮演了这个角色。作出这一推断的最有力的依据是，1948年底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时，蒋介石曾派专机来北平拟接一批知名学者南下，胡适就是这时从北平飞到南京去的。以朱先生之学术成就和政治身份，他完全可以作飞赴南京的选择的；但他选择了留在北大，等待解放。

既然朱光潜先生基本上是一个教授学者，那么对他的评价主要应根据他的学术造诣和教学成就，而不应主要根据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倾向。在这个课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巴尔扎克即是卓越的范例。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给予极高的评价。“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他们并不因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个保皇党而贬抑他作为小说家的功绩。我这个聆听过朱先生教诲并获益匪浅的学生，直到多年之后，才醒悟到青年时代的偏颇，应重新认识自己的老师。

在学生时代，我和朱先生没有私人交往。离开大学后，更难得有机会谋面。尽管如此，对朱先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仍是关注的。这与其说主要出于师生之谊，勿宁说由于朱先生是个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际遇意味着一种政治文化动向。在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过一阵美学热。这个美学热的重要内容，就是对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美学批判较诸其它领域的大批判，学术气息多一点；大都仍保留着大批判文章的那种粗暴专横以势压人的浓烈时代色彩。名为学术讨论，实质是政治批判。倒是从朱先生发表的自我批判的文章中，我看到一个年事已高的学者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并剖析自己。为此他甚至重新学习了一门外语，俄语。那个年代，俄语才是最革命的语言。朱先生的自我批判，决非那种仅仅迫于政治形势而不得不表态以求过关的文字，而是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之理论体系清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种在学术上的严肃性和真诚性给我印象深刻。其时我自己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也经常磕磕碰碰，不时处于悬崖边缘；对老师作为大批判靶子的处境，多少有所体会。

1966年神州大地刮起了一场超级政治风暴，我也被时代潮流裹挟，来到母校进行再学习。这次学习真正触动我心灵的，并非文海战术的大字报，却是在北大广场上，一批被揪出来示众的“反动学术权威”。示众的教授中我认识的不止一位，迄今记忆清晰的则只剩下朱光潜先生一人了。他们身上是否挂着大牌子，已记不太清楚；但肯定没有戴高帽子，因为朱先生这一次给我留下的深刻形象，是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这个画面激起了当年曾对他抱有成见的学生的深切怜悯和同情，并对这种亵读人性尊严的野蛮行径本能地反感。一个如此真诚地接受思想改造、力图脱胎换骨的知名学者，何以批判武器之不足，还需要动用武器批判呢？他究竟有多大的罪孽，非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新时期到来，春风又绿江南岸。朱先生恢复了他的教授学者的身份，而且似乎被尊为一个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学的理论权威。

从80年代初始，我从事中国电影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时我才认真研读了朱光潜先生一批主要的译著。黑格尔的《美学》、《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西方美学史》等等。从这些著述和译文中，我深深感到朱先生中西文化根底之深厚，学识之渊博和治学态度之严整。朱先生的后半生虽经历了种种坎坷曲折，在他那一代的教授学者中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后半生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一大批著作和译著。而我在大学里学习时的另一些教授，其中包括一些当年景仰的进步教授，如吴晗、张奚若、冯友兰、俞平伯、曾昭抡、向达……其个人命运和学术事业上的遭遇，就更为坎坷了。

比起老师们来，深感自己的根基和学识差之多矣。虽有志于在自己从事的学术领域有所开拓，往往力不从心，动辄捉襟见肘。我曾设想，如果在大学时代，能虚心求教于老师，更专注于学习，大概能突破现在学术研究上的局限。不过我从不忏悔大学时代选择的道路，脐身于时代洪流，既顺应历史的必然，也获得了许多人生道路上的宝贵教益。问题在于，离开大学之后，我的青壮年时代很大一部分时光消磨在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磋防岁月。待到自己充分意识到，客观条件也允许从事学术研究时，已年至半百矣！

中国

几代知识分子，饱经国耻国难，忧国忧民，却远未能发出可能发出的光和热。迄今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素质上比起先进国家的差距，恐怕更甚于经济上的差距。但愿上几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不致随风飘逝，能真正转化为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一笔财富！

作者简介罗艺军，原名罗毅军，1926年10月生，湖北新洲人。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8年肄业于北大西语系。曾任《电影艺术》副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现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罗艺军来源：《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