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产相国》教案2（苏教版必修三）

春秋三传

《尚书》和《春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甲骨文）最早的两部书。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榖梁传》、《左传》。现仅存左丘明编写的《左传》。《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春秋三传的渊源』

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子夏，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由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谷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置，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春秋三传的今古文之争』

公羊谷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春秋传。左传文字则是古文，秦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谷梁详于诂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记叙事实，则须原始要终。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结其义。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传特着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传不蓍其事。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传了好几代，是否不失圣人之意，也很值得怀疑。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 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

『春秋三传的现实意义』

读春秋，必须读三传，然三传文辞不加注解也读不明白。自流至清，注解传文，或研究其要义者，多得不胜枚举，但基本的注解应该是十三经里的注疏。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三传注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经传，自得其便，但不能偏执一家，自以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杰作，孔子的学问包罗万象，春秋的含义何尝简单。所以，研读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应探求于易礼诗书，始能窥测圣人的真意。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完整的历史著作。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左传》所记载的历史年代大致与《春秋》相当。它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一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左传》在文学上和语言上的成就很大。作者既善于突出事物的本质，用简括的语句写出复杂纷繁的事物（特别是善于描写战争），也善于用极少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细微动作和内心活动，使人物跃然纸上。《左传》中的许多外交辞令也很出色。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郑子产相国》反映出子产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政治智慧，特别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开明风度，表现出一个称职的执政者的知人善任，集思广益，以及如何“爱人”方面的明智和贤达。子产的言论，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作品鉴赏】

《郑子产相国》。节选部分通过子产与然明的对话，表现了子产开明的政治作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从谏如流，政治主题开明

郑国人到乡校聚会议事，谈论执政者的情况。既然是议论执政，那么就会出项这样的情况：或褒奖奖执政者的善举，抨击掌权者的恶行。一般情况下，执政者听到百姓的褒奖自然踌躇满志，得意非常，可当他听到百姓的抨击，可能心里就不那么受用了，很可能会大扫兴致，恼羞成怒，甚至于会对议论者进行政治迫害，让他们闭上自己的乌鸦嘴。但子产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深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他采取了与封堵截然不同的方式——疏导。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对于百姓赞同的，子产就坚决加以推行，对于百姓憎恶的，子产就坚决加以改正，这充分说明子产已经认识到百姓对朝政的议论对治理国家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既然是天下人之天下，那么天下人都有权对朝政进行评论，指出其中的成败得失。如果执政者能够虚心以听，认真采纳，以百姓为师，他就会博采众长，不断改革朝政，使得政治清明，国富民强；同时也赢得百姓的信任，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这正说明子产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远见卓识。

另外子产的疏导政策，也有利于不断降低百姓负面情感的水位，避免严重后果的出现。他打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我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导”说明了封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既然拼命封堵只能导致百姓不满乃至愤怒的情感水位不断上涨，最终导致堤毁人亡，那倒不如先打开一个缺口，让百姓心中不满情绪及时得到宣泄，从而使百姓的情感水位保持在正常范围内，避免民怨沸腾局面的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子产此举无疑是明智的。

综观历史，手中有权就作威作福，防民之口的人如过江之鲫，但象子产那样懂得疏导民怨，借鉴民意，从谏如流的人又有几个呢！这更足见子产的英明。

二、反面衬托，艺术效果显著

文章对子产这一形象的刻画，除了正面刻画之外，又有侧面烘托。这烘托就是拿然明与子产进行对比，在对比中突出子产的远见卓识。文章开头，然明说：“毁乡校， 何如？” 这句话表明然明对百姓的言论很不以为然，甚至想取缔乡校，堵住人们的嘴。和子产相比，然明可以说是鼠目寸光、见识浅陋。如果子产真听了他的话，那么最终肯定是民怨沸腾，百姓也肯定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搅得郑国鸡犬不宁。文章结尾然明又说：“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然明对子产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又从侧面烘托了子产的卓越不凡。同时，他还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了百姓言论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应当说，通过对比，文章更加突出地彰显子产过人的才智与不凡的见识。

郑子产的外交辞令有两大特点，一是婉转有理；二是引古为证。婉转有理，就是“辞顺”，就是顺理成章；引古为证，就是“文”，就是言之有文。《左传》中载录了不少郑子产的辞令，现仅举《郑子产献捷于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一例略作说明之：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兢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

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希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以辅王，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

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文中三问三答，婉转有理，是谓“辞顺”；引古为证，是谓有“文”。此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文”，足言者，引古为证也。从上面的引例中，是可以体察到这两个特点的。而这两个特点，都是构成公文生动性，尤其是外交文书生动性的要素。

郑子产的辞令风格，对以后的辞令有很大影响，汉朝的皇帝多善辞令，文帝《与赵佗书》的写作风格就属于这种类型，既有理又有文，既坚持原则，又婉转陈辞，藏锋不露。可借鉴之处良多矣。

送薛存义序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建立崭新的文风为号召，在文坛上蔚为一股风潮。宋代的欧、曾、王、苏等文家，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更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因此可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作品，代表著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目前高中国文各家版本所选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颇多，综计有二十七篇，其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且篇篇皆具特色，值得细心赏读。以下即分别择要说明八大家的散文风格，并一一举例，以略明其梗概。

一、韩愈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的散文。他的散文气势雄奇，语言精鍊，笔力遒劲，条理明畅。如为了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而作的〈师说〉，文中反覆议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独特的见解，其结构谨严、脉络通贯，句型骈散兼用，笔法亦错综而变化多端，是论说文中的典范。另〈原毁〉也是韩愈极有名的论说体散文，旨在探究毁谤恶习的根源。文章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的修养作对比，从而析出今之君子的「怠」与「忌」，实为「毁」的根源。全篇逐层阐析，说理透彻，富於逻辑，遣词用字虽平浅，却颇有古劲之风。

〈送董邵南序〉是一篇为朋友送行而写的「赠序」，但韩愈意在言外，旨在劝阻朋友远行，因不便直说，故含蓄委婉地於文章中旁敲侧击，或以「古」「今」对比，或从「有合」之意转折至「不合」。文虽不长，却富於情理，极尽曲折跌宕之能事，可见得韩愈高奇的文才及风格。

〈张中丞传后叙〉则是为了阐发和补充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写的史传文章。韩愈以侧面方式描写，透过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等人的爱国形象与坚强性格。全篇於叙中带议，议论处理直气壮，记叙处生动逼真，充分掌握了人物的精神，使原本琐碎的材料能杂而不乱，读来也能一气呵成，是韩愈传记文的力作。

韩愈除了擅长於立意说理的议论文之外，写起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也同样哀恻动人。如〈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流出。全篇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有无限凄怆的情韵。又如〈柳子厚墓志铭〉则是为好友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文章从柳宗元一生遭遇、为人、文章成就和两人间的深厚感情著笔，对於柳宗元的坎坷命运寄予无限的惋惜与同情，对当时的世态人情，也流露出激情的感慨。全篇立意深切，情挚语真，文笔简鍊，其中亦可见韩愈为文犀利奔放的风格。

二、柳宗元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都是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为文勇於创新，尤擅长於山水游记、寓言、传记及议论体文章的写作。在柳宗元的手中，「古文」写作的技巧手法更为提高，表现艺术也更显成熟。

首先，在游记方面，以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为最著。这八篇游记散文，各自成篇，但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地形神毕肖。由於柳宗元此时身处怀才不遇的郁闷中，故寻幽访胜之际，每能获得游心物外的理趣。如八篇之首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写柳宗元登临游赏西山的过程中，所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而之前因长期贬谪的郁闷心情也一扫而空。作者将自己的心情与西山奇丽的山水风光结合，在情景交融的状写中，展露了自己「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旷远心境。全篇字琢句鍊，笔调明快，而情思亦隽永遥深，读来尤能令人回味无穷。又第三篇〈钴鉧潭西小丘记〉，则写钴鉧潭西小丘景色的奇异，和它为人遗弃的遭遇，并从而寄托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小丘的被弃，正像是作者自己在宦途上的挫折，其境遇相似。但在买丘、赏丘的过程中，也意外得到豁然开朗的喜悦。这两篇山水游记，在清丽的叙事笔触中，也寄托了作者的感怀，情景交融间，更有千般余韵隐含其中。「悠悠乎与灏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所穷」，予人广阔无际的浩瀚情怀；「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则透显出凄幽的情调。将丰富的感情与奇丽的景观融为一体，使得文章富有诗情画意的风格和意境，这也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能独步千古的原因吧！

其次，在寓言方面，柳宗元关心时政，为文常以「寓言」方式来揭露世态人情的流弊与病态，从而发挥讽谕或鉴戒的功能。篇幅虽多属简短，但含意却深长。如〈三戒〉即为公认的名篇。〈三戒〉是以「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则组成，皆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角。主旨是要讽刺那些「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物，寓言中麋、驴、鼠三种动物都是作者刻意创造出来的，其构思巧妙、形象鲜明，文笔犀利，极具警世意义。另如〈蝜蝂传〉则是一篇借用传记方式来寄托讽意的寓言。蝜蝂善负、好上高、至死不变的行为，正像一些世人贪得无餍、至死不悟的贪婪本性。这也是一则短小精警、意味深长、耐人寻思的故事。至於〈种树郭橐驮传〉则属於一篇寓言性质的传记文章。文藉郭橐驮所述种树之理，申说施政治民之道。虽是传记，但人物、情节似实亦虚，在问答之中揭明植木之理，并继而引申出为官之道。文章构思奇崛，立意深刻，蕴含浓厚的理趣。

再者，在议论文方面，柳宗元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如〈捕蛇者说〉是透过捕蛇人之口，揭露赋敛之毒更甚於蛇的社会现实，对於当时民生的苦况，寄予无限的关怀与同情。捕蛇人对自家悲惨遭遇的伤心自述，是全文的重心，表现了人民百姓无奈的控诉。本文在写作上与《礼记檀弓》「苛政猛於虎」立意相近，但规讽之意旨则更为深刻，文章波澜也更显得起伏多姿，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另外，〈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藉为薛存义送行的机会，於文中抒发为官之理，并以本文相赠，是一篇前议后叙的赠序文章。文中以为官吏应为人民公仆，应服务人民，而不能役使人民，否则可加以责罚、罢免。如此先进的见解，可作为研究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其立意精警、义旨显豁，是理长而味永的名篇。清代刘熙载曾将本文和韩愈的〈送董邵南序〉相提并论，以为〈送董邵南序〉「可谓变化之至」，而本文则「可谓精能之至」，指出本文内容精深独到，语言精洁隽永的写作风格。

三、欧阳修

欧阳修在北宋文坛倡导诗文革新，是古文运动的领袖，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如其最有名的〈醉翁亭记〉，写於贬知滁州之时，欧阳修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文章以「乐」字为主线贯串全篇，脉络清晰，形成往复回环的韵律，委婉含蓄地表现了自己以顺处逆的怡然心境。全篇笔致清丽细腻，文词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至於〈纵囚论〉则是欧阳修翻案文章中的名篇，旨在对唐太宗纵囚史事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既是翻案，文章势必有破有立。文中除了驳斥唐太宗纵囚将致「上下交相贼」，其目的不过在於施恩求名，因此认为圣王治国应「本於人情，不立意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以建立常法。全篇剖事析理，缜密周到，透辟深刻，其逐层论辩，极能令人信服，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古文观止》吴楚材之评语），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欧阳修除了是文学家，也是杰出的史学家。他所奉诏修撰的《新唐书》，及独力撰述的《新五代史》，都是别具文学特色的史学名著。如〈五代史记一行传叙〉是为了表彰在乱世中特立独行、有益风俗教化人士所撰〈一行传〉的序文。文中感叹五代之世伦常败坏、廉耻不复之际，其间能洁身自负之士鲜见於世。欧阳修撰史为扬善彰名，於残阙史料中搜罗，而略可叙录者仅得四、五人而已，从中可见欧阳修仿《春秋》笔法褒善贬恶、端正人心的批判精神。全篇文笔简鍊明净，很能发挥序文钩稽作意的功用。

四、曾巩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风格和欧阳修相近，古来并称「欧曾」。曾巩长於议论，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文虽以「记」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篇议论文，勉励学者应勤学苦练，深造道德。全篇即事说理，托物言志，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而其文字简鍊朴实，寄意渊雅深邃，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五、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文章多关於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学术根柢渊博，故为文文笔遒劲，思虑缜密，风格则刚峻峭拔。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王安石借游褒禅山为题，抒发游山探洞的感想与心得。全文先叙后议，结构谨严，从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理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游记散文。就如同〈墨池记〉，本文由景生情，因事见理，全篇融情、景、事、理於一体，表现出宋代散文长於议论、结合叙议的风格特色。又如〈伤仲永〉也是一则叙议结合的短文。文章透过一个神童因失学而终沦为常人的故事，说明天赋并不足恃之理，并强调受教学习的重要性。文章或叙或议，皆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尤其在精简、朴质无华的文辞中，却仍能富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另外，〈读孟尝君传〉则是王安石在阅读《史记孟尝君列传》之后所写的一篇翻案文章。文从孟尝君重用鸡鸣狗盗之徒而使有志之士不至，因此无法得到真正贤才之理，驳斥孟尝君能得士任贤的传统说法。全文篇幅极短，但气势劲健，雄辩有力，可见王安石读书能不拘於定见，并勇於提出独特观点的识力。

在政论文方面，〈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覆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中针对司马光所指「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逐一提出剖析辨驳，并重申变法的决心。文章理足气盛，在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却充满劲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人格与风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的密切联系。

除了展现刚正性格的文章外，如〈祭欧阳文忠公文〉则是一篇较为柔婉，深具情致的祭奠散文。王安石和欧阳修在政治理念上的歧异，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深厚交谊。在文中，对欧公的文章、气节、功业、品德，皆推崇备至，并申一己向慕瞻依之情。语语发自心坎，一吟三叹，极尽哀伤沉郁的情思。

六、苏洵

苏洵为文得力於《战国策》、《史记》，故所为文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由於长於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故文章之论点鲜明，说理透辟，如他著名的史论名篇—〈六国论〉，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其主旨的言外之意，实在於鉴古讽今也。苏洵以为六国灭亡之因主要在於「赂秦」，且「不赂者以赂者丧」，全文便以此为中心论点，各段紧扣此论点，从正反面多方逐层展开申论，其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精鍊准确，气势亦跌宕雄奇。就布局结构上，或就修辞手法上来说，本文都可谓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

七、苏轼

苏轼一生的宦途虽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是享誉千古的。他继欧阳修之后，完成北宋的诗文革新，为文坛领袖，与其父洵、弟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宏，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所擅长。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但常行於所当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说〉），尤长於说理，举凡论辨策议，皆有佳篇。如〈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摆脱世俗陈见，翻出新意，指出张良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其关键在其「能忍」。文章围绕「忍」字，展开层层论证，文势往复曲折，立意奇颖，论点集中，颇能引人入胜，正表现出苏轼为文气势恢宏的一面。取与同是翻案文章的〈纵囚论〉并观，则欧、苏这两大文豪援古事以证辩的学养，勇於推陈出新的才识，皆使论文之中寓含理趣，尤其文章信笔挥洒，收放自如，更能展现两人纵横古今的深湛才学。再如〈教战守策〉，为苏轼策议类文章的名篇，充分显现了苏轼谋议时政的高远识见与尽忠之忱。他在文中主张国家在承平时也应懔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让民众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阵的攻防技能。苏轼在权衡北宋的国策与国势后，而提出这般建言，实是有为而发。尤其全篇陈言剀切，观点鲜明，析理透辟，深中时弊，文中有喻有证，在明快斩截的逐层论析中，语语精警，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至於〈方山子传〉一文，则是苏轼文章中别具面貌的传记作品。这是他为一位隐逸的友人陈慥所写的一篇小传，旨在表彰陈慥淡泊自守的高洁人品，也藉此流露出同为「不遇」的感愤。本文篇幅虽不长，但言简意丰，有叙有议，在取材、写作笔法及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皆可见其传神之处。文末以「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作结，寄慨於叹，更蕴生余波荡漾、含蓄不露的奇气。

八、苏辙

苏辙的个性沉静敦厚，在其父兄的薰陶下，所作文章立意平稳，汪洋澹泊，语言朴实淡雅，如其为人。文学成就则以散文较高，尤其策论更是著称於世。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苏辙作此其记，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也藉慰解张梦得之余，抒发自己坦然自适、随遇而安的豁达心境。全文七处点出「快」字，围绕「快哉」二字著墨，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鎔为一炉。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澹泊，纡徐条畅的风格，翫味之余，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宋人李涂曾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说的就是韩、柳、欧、苏这四大家的文章风格各有异趣。但若具体概括而言，韩愈之文雄奇奔放，柳宗元之文雄深雅健，欧阳修之文委婉含蓄，曾巩之文淳厚平和，王安石之之文刚峻峭拔，苏洵之文古劲简直，苏轼之文汪洋恣肆，苏辙之文汪洋澹泊。八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极高，且异采纷呈，各树一帜，反映出绚烂多姿的风格面貌

【译文】

河东人薛存义将要启程（指在零陵离任时将要启程），我准备把肉发放在俎（古代祭祀或设宴时用来陈置祭品或食物的一种木制礼器）上，把酒斟满酒杯（崇：充实，充满，这里指注满），追赶进而送到江边，请他喝，请他吃（即为他饯行），并且告诉说：“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你知道地方官的职责吗？（盖：语气副词，表委婉推测语气）老百姓的仆役，并不是来役使老百姓的（而已：用于句末相当于句末语气词“耳”，表限止语气，肯定陈述的事实只限于这样）。凡是靠土地生活的人，拿出田亩收入的十分一来雇佣官吏，使（官员）负责对我公平办事。现在我做官的接受了老百姓的报酬却不认真给他们办事，普天之下到处那是。哪里只是不认真？而且还要贪污、敲诈等行径。假若雇一个干活的人在家里，接受了你的报酬，不认真替你干活，而且还盗窃你的财物，那么（你）必然很恼怒进而赶走、处罚他。现在的官吏大多是像这样的，而百姓却不敢肆无顾及地把愤怒发泄出来并驱逐、处罚，为什么呢？情势（这里是指民与官的地位跟主与仆的地位情况）不同啊。地位情况不同而道理一样，对我们的老百姓该怎么办？有明于事理的人，能不惶恐并敬畏吗？”

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两年了。每天很早便起床工作，晚上还在考虑问题，辛勤用力而耗费心血，打官司的都得到公平处理，缴纳赋税的（负担）都均衡合理，老的少的都没有内怀欺诈或外露憎恶的，他的行为的确没有白拿俸禄了（的：的确，真实），他知道惶恐和敬畏也明白无误。我又低贱又耻辱（指被贬谪流放），不能在官员的评议中参与什么意见（幽：昏暗，指昏庸恶劣的官吏）（明：指贤明的官吏），在他临行的时候，因此，赠给酒肉而再加上这些赠言。

我现在是受贬谪、地位低下的人，不能参与考核官吏政绩的优劣而提出应该升降的意见；因此，当薛存义将要离开的时候，我为他饯行，并写了这篇赠序。

官为民役” 邓忠强

“官为民役”，这是唐代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提出来的。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解州镇）人，是唐代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薛存义是柳宗元的同乡，他代理永州零陵县令两年之后即将离任，柳宗元便在江边为他饯行，并写了这篇序来送他。这样的送序或赠序，实际上就是临别赠言，送行者除了表达劝勉惜别之意，有的还借题发挥，指陈时事，用以传达出自己的政治理想。

柳宗元对薛存义临别赠言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官为民役”。它不仅反映了柳宗元在“民本”思想认识上的进步，而且显示出他洞幽烛微、竭力整饬吏治的独到眼光。

首先，他认为，官吏的俸禄是民众付出的赋税，因此，“凡吏于土者”，“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即是说，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都是老百姓的仆人，并不是奴役老百姓的官老爷。

封建专制时代的本质特征，是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是号称仁德的官吏，也是居高临下地施惠于民，要民众视为再生父母。然而柳宗元在这里却提出“官为民役”，主张官吏是为民众办事的仆役，而不是作民众的主宰。应该说，柳宗元的“官为民役”，与封建时代统治者“养民”“牧民”的观念正相反对，这在封建专制、 等级森严的时代，堪称石破天惊之论。

其次，柳宗元进一步申述“官为民役”，就是要为官者“知其职”，懂得并履行“司平于我”（主持公道，公平公正地为百姓办事）的职能。

他说：“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老百姓拿出了十分之一的收入来雇用官吏，为的就是让官吏能公平地为大家办事，而不是养肥了官吏来欺压自己。显然，这个理由非常充分，既然身为仆人，你总不能尸位素餐，白拿主人的薪水不干事、乱干事或干坏事啊！在柳宗元看来，阶级、国家制度的形成不是圣人的本意造成的，是由形势决定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上位的统治者，包括所有的官吏，也是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他们就要完成形势所赋予的“司平”的职能。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上下其手地滥用权力，为非作歹，侵害百姓，其职责应该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安定。

柳宗元还认为，对于不认真给人民办事的官吏，人民有权罢免、处罚他们。

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假如现在有户人家雇了一个人在家里干活，那人拿了主人给的工钱，不认真给他干活，还从他家中偷走钱财器物，那主人一定会十分恼火，要撵走他，处罚他。 如今天下地方官中许多人都像这个被雇用的人，他们“受其直”而“怠其事”，“又从而盗之”， 拿了俸禄却敷衍塞责，还趁机窃取老百姓的财物，对这样的懒官和贪官，老百姓难道不应该像那位雇用佣人的主人一样，行使自己的权力，愤而逐之，怒而罚之吗？柳宗元进而发出警告说，尽管现实中统治者握有权力，压迫民众，使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但是，民众黜罚官吏同主人处罚佣人的“理”是相同的，他们一旦觉悟起来，就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施行黜罚的权力。到那时，“如吾民何”？所以，当官的如果懂得这个“理”，能不“恐而畏”吗？

当然，历史地看，柳宗元不可能否定整个封建官僚制度。但他的“官为民役”的主张和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仅在诗、文、词之文学创作方面有骄人的成绩，而且还擅长绘画、书法等等。苏轼的出现，是宋代文风郁盛、人材辈出的一个必然积累的结果。

一、生平经历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名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家庭，7岁知书，10岁能文。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随父苏洵进京，次年，与弟苏辙中同榜进士。苏氏父子皆能文，在当时皆负盛名，世称“三苏”，其中以苏轼的影响为最大。

苏轼踏入仕途之时已经是北宋中叶。北宋社会经过将近一百年的生息、发展，一方面政局稳定，天下比较太平，社会财富也有了相当的积累。这给每一位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以充分的信心，促使他们跃跃欲试，尤其是像苏轼这样来自下层、对赵宋皇朝感恩戴德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内忧外患日益剧烈。对外方面，宋廷一再败于入侵的辽、夏等少数民族之手，只能用大量的“岁币”换得边疆的暂时安宁，同时又要不断地支出系列战争的费用并承担战败的严重后果，且在守卫边塞方面花费许多钱财。对内方面，宋廷为了维持政治平衡，供养了众多的官吏、兵卒，“冗官”、“冗兵”之弊端日益突出。种种财政负担、经济危机都转嫁给普通百姓，繁荣的社会表面掩盖着实质上的日趋贫困。“冗官”带来的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推委了事的官场通病，更是让每一位有志报国的士大夫不堪忍受。北宋厚待文人士大夫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使得人们敢于表达政见。苏轼就是这一类有志报国的文人士大夫中的佼佼者。

苏轼登进士第当年，即因母丧返乡。嘉佑四年（1059），苏轼服丧期满，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同再赴京师。经欧阳修等推荐，参加了朝廷特设的制科考试，这种考试是朝廷为了精英人才的脱颖而出所特意设置的，苏轼以“制策”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北宋建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与苏轼两人。长篇大论之《进策》、《进论》就是在参加“特科”考试前献给皇帝的。苏轼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当时社会“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策略第一》）的潜在性危机，提出厉法禁、抑侥幸、专任使、决壅蔽、教战守、厚货财等等变革主张。

苏轼是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家，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样样精通，而且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独到的艺术成就，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苏轼的诗，涤荡了宋初纷华绮靡的恶习，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奠定了宋诗的独特面貌。著有《东坡全集》150卷、《东坡乐府》3卷。存诗2700多首，词350余首。

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

一、苏轼的生平与个性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由发愤读书而入仕，他受父亲影响，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年轻时“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一岁时，受到欧阳修的赏识，考取进士，嘉佑六年应直言极谏策问，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也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在嘉佑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中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但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

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元丰二年，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逮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苏轼虽经营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精神上却因这一场卑鄙的文字狱受到沉重打击。在黄州期间，他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及佛禅中寻求解脱。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大变动，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苏轼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而他的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又与当权者发生分歧，并愈演愈烈，发展成政治、学术乃至意气、党派的尖锐矛盾。他处于被人“忿疾”、“猜疑”的处境，遭到包括“旧党”在内的人士与洛中理学家的攻击，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

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为了表明自己的主见与权威，又把时局倒转过来，宣布继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于是苏轼又被列入惩处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海南岛。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佑旧党，他才北归，次年到达常州。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他于此一病不起。有诗文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苏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支》）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着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着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二、苏轼的散文创作

在论及苏轼的散文创作时，首先要注意到他的文学思想与北宋文学变革运动中其他人有显著不同的地方（这不仅与散文有关）。当然，在表面的基本原则上，苏轼与欧阳修是一致的；他在为欧阳修《居士集》所写的序中，赞扬欧阳氏“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又在《上欧阳内翰书》中批评五代“文教衰落，风俗靡靡”，都是强调“明道”和“致用”这两条。但实际上，苏轼并不把文章看成是单纯的“载道”之具，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是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他指出写作如古人所言，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是“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这虽然不是很新鲜的见解，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文学的个人性；倘若考虑到如前所述苏轼的思想出入于儒、道、禅，而非“纯儒”，这种对文学的个人性的认识就更有其突破儒道狭隘范围的意义了。同时，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一般古文家常引用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句，反对在文章写作中的艺术追求，苏轼则说：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答谢民师书》）

这里公然对孔子加以曲解。孔子所谓“辞达”，原只是指用文字清楚地表述事实与思想，而苏轼却把“系风捕影”般的“求物之妙”这种以个人内在感受为基础的很高的艺术境界作为“辞达”的要求。这些地方，他比也具有艺术爱好的欧阳修走得更远了。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这也同欧阳修一致（见《上欧阳内翰书》）。不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如他在《文说》中的自评：“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段话恐怕不无自炫，但确确实实，苏轼的文章在所谓“古文”的系统中，无论比之于早期的韩、柳，还是比之于同时的欧、曾，都要少一些格局、构架、气势之类的人为讲究，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横生，⑶椅呛纤约旱那楦谢饔敫鲂蕴卣鳌?

苏轼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等。这些议论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范增论》不一般地谈论范增功过得失，而从他应该在什么时机离开项羽这一新颖角度阐发开去，议论文人谋臣如何“明去就之分”的道理。文中忽而引证古语，忽而插入比喻，忽而转为叹息，写得虚虚实实，时张时弛，使一篇短文波澜横生。又如《贾谊论》，先是批评贾谊虽有才能却不懂得表现才能的分寸与时机，让人似乎觉得他的不幸是缘于自身的过错，后半部分却又转入人君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与前者合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写得跌宕起伏。这一类文章中，也有些是随意搬弄历史以显高明，写得不大合情理。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反映出苏轼好为新奇的“文人”性格，比之一般四平八稳的议论有趣味得多。这是苏文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及的，以性质而言不属文学散文，但从中可以感受到苏轼的个性与才华。而更能代表其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