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治学当学钱钟书

钱钟书是学界泰斗、一代宗师，堪称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著名大学者，现在南方有的高校硕士研究生已专门将“钱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了。我之所以敬佩他，倒不仅是源于他著述等身，学贯中西，而是他一生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的处世之道。

首先，钱钟书是做真学问的，而不胡编乱凑这个“学”、那个“说”。他有句治学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多为俗学”。这反映了他潜心钻研的严谨治学态度与卓尔不群的思想境界。现在，有些文化人颇为浮躁，动不动就主编这样或那样的大部头套书，动不动就向外界公布什么“重大发现”。有的人头上戴着“著名专家”、“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等五光十色的帽子，名气大得吓人，可要是问一下他的作品，尤其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究竟有多少，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就不免十分尴尬了。最近读《钱钟书文集》，发现这位大学问家写得更多的是单篇论文，篇幅虽不长，但细读起来，多为黄钟大吕，比某些“大部头”要厚重许多。

其次，钱钟书是严谨治学，十分讲究学术规范的一代楷模。中西融会，博大精深，论点精辟，言之有据，是他治学的明显特点。据他的夫人杨绛回忆，钱先生不仅浏览群书，而且精通一些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读书时兼作笔记，并自题诗曰：“书痴钻窝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他的文章，往往为透彻地说明一个独到的论点，要比较分析古今中外大量经典论著，再经过个人的独立判断与阐述，可以说是笔力千钧、力透纸背。其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仅引中外书籍就多达4000多种。他的不少文章，仅文尾的参考文献或注释就多达三四十条。相形之下，现在一些文化人作学术论文时，就缺少这种扎扎实实的严谨态度，不是厚积薄发，而是薄积厚发；不是引之有据，而是信口开河。这样的东西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精品，也经不起历史与实践的检验。

再次，钱钟书先生淡泊名利的处世态度，更令人仰之弥高。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钱先生就以一部《围城》名震文坛。可他崇尚实学而不图浮名，为了潜心做学问，晚年谢绝一些重要传媒的采访拍照，而这正是当前一些急于求名的文人所求之不得的。辞世前他多次嘱咐丧事从简，驾鹤西行时仅有夫人杨绛等极少数人送行，悄然离去，真可谓生如春花之烂漫，死如秋叶之静美。

钱钟书是个独具魅力的文化巨人。我认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深晓人生真谛，能做到大彻大悟、大有大无———所谓“大无”，即视红尘中的功名利禄为过眼烟云；所谓“大有”，即孜孜以求在事业上有大建树。

“治学当学钱钟书”———这就是结论。 王泽华